善意取得制度在审判中的适用/李琳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11:29:18 浏览: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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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制度在审判中的适用
李琳萍
案例：
王某与李某系朋友关系，双方都爱好收藏古玩字画。一天王某到李某家交流收藏心得，他看到李某家中有一副古字画，遂见物心喜，想和李某购买。王某和李某就字画的价格进行了约定，因为金额太多，王某无法一下筹集出来，遂和李某约定，一个星期后交钱，先将字画带回家。李某同意，但要求王某写下借条。一个星期后，王某到李某家付款，至此，双方交易结束。一个星期后，王某到李某家玩，看到李某与另一人唐某在争吵，才了解到其买的字画是唐某拿到李某家鉴定的。现在唐某要求王某将字画退还给自己，而王某十分喜欢那幅字画，不同意退回，并称其是出了等值的价格买回的。问该案中，该如何处理？王某可否适用善意取得？
分析：
本案中涉及的善意取得制度，是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之保护所作出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该制度的适用使善意第三人依法直接取得物之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共同共有人对其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物权法》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这就是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
关于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动产善意取得应由以下几方面要件构成：
1、处分人对占有动产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权利。而处分人须实在的占有属于他人的动产，并实施了转让、变卖等无权处分行为。
2、受让人受让动产须为善意，这是善意取得构成的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善意，是指受让人在不知情，即不知或不应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财产的权限。善意取得的善意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往往需要受让人举证证明自己属于善意取得。
因此，本案中，王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等值的价格将字画买回了，并已实际交付结束，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王某的行为没有以下行为：①受让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相比较明显要低廉；②让与人为形迹可疑之人。因此，王某的买卖行为属于善意取得。李某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的，其应当向唐某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荔浦县人民法院 李琳萍
李琳萍
案例：
王某与李某系朋友关系，双方都爱好收藏古玩字画。一天王某到李某家交流收藏心得，他看到李某家中有一副古字画，遂见物心喜，想和李某购买。王某和李某就字画的价格进行了约定，因为金额太多，王某无法一下筹集出来，遂和李某约定，一个星期后交钱，先将字画带回家。李某同意，但要求王某写下借条。一个星期后，王某到李某家付款，至此，双方交易结束。一个星期后，王某到李某家玩，看到李某与另一人唐某在争吵，才了解到其买的字画是唐某拿到李某家鉴定的。现在唐某要求王某将字画退还给自己，而王某十分喜欢那幅字画，不同意退回，并称其是出了等值的价格买回的。问该案中，该如何处理？王某可否适用善意取得？
分析：
本案中涉及的善意取得制度，是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之保护所作出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该制度的适用使善意第三人依法直接取得物之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共同共有人对其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物权法》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这就是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
关于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动产善意取得应由以下几方面要件构成：
1、处分人对占有动产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权利。而处分人须实在的占有属于他人的动产，并实施了转让、变卖等无权处分行为。
2、受让人受让动产须为善意，这是善意取得构成的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善意，是指受让人在不知情，即不知或不应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财产的权限。善意取得的善意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往往需要受让人举证证明自己属于善意取得。
因此，本案中，王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等值的价格将字画买回了，并已实际交付结束，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王某的行为没有以下行为：①受让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相比较明显要低廉；②让与人为形迹可疑之人。因此，王某的买卖行为属于善意取得。李某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的，其应当向唐某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荔浦县人民法院 李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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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MP3事件相关著作权法问题探讨
谢铭洋
台大法律系教授
一、 前言
日前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因接获检举成大学生非法下载MP3音乐，前往成大学生宿舍搜索，查扣十四部下载有著作权音乐之个人计算机，引起轩然大波并造成学生们之恐慌。许多学生们认为从网络下载MP3音乐并无不法，遂群起声援被查扣之学生，一时之间下载MP3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上备受瞩目之议题，不仅政府官员与立法委员表示关心，专家学者对此问题也纷纷表达其看法。
究竟从网络上下载MP3之行为是否构成重制，并进而构成著作权之侵害，下载后将其烧录到CD或是拷贝到MP3 随身听供自己欣赏或提供资源共享给朋友使用，是否有所不同，值得吾人详为探究。此外，一些相关之MP3音乐使用问题，也应一并予以厘清，例如购买CD者，是否可以将该CD之内容转换格式拷贝到计算机内供自己欣赏或提供资源共享给朋友使用？如果所购买的是盗版CD，结果是否有所不同？购买CD是否可以制作备份？
上述问题牵涉到著作权法为保障著作权人之权益而赋予之权利内容，以及为确保社会公众之合理使用空间而对权利范围所为之限制。就这些问题，本文拟从我国著作权法之规范出发，并参考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之相关规范，分别加以探讨，期能有助于问题之解决。
二、 MP3音乐与「重制」与「传输」之问题
自从数字技术被发展出来之后，数字音乐已经逐渐取代模拟式音乐而受到人们之喜爱，其原因在于数字式之储存方式纵使经过无数次之复制，其仍然能维持与原先相同之内容与品质。此一数字式之特性，在网际网络兴起之后，使得其可以藉由网络之传输，完整而迅速地传输到世界各地。然而由于通常音乐之档案相当大，而网络之频宽有限，欲能在网络上迅速传输音乐并非易事，因此遂有MP3（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3）技术之出现，将音乐档案加以压缩。透过此一压缩技术，虽然对于音乐之音质有些影响，然而却能有效地缩小音乐档案，使其不仅能方便地储存、重制，更能迅速地透过网络加以传输。由于MP3音乐有此易于重制与传输之特性，使得MP3音乐广受众人之喜爱，但也因而造成音乐著作权人与使用人间之对立。事实上，绝大多数与MP3有关之争议，都与重制及传输有密切之关系。以下先就各种使用形态与重制、传输间之关系加以说明，之后再以此为基础就其行为之合法性加以探讨
（一） 将CD音乐转成MP3格式
数字音乐有许多不同之格式，例如MIDI、WAV、RealAudio、WMA等，MP3只是其中之一，然而由于其档案小，储存与传输均相当方便而迅速，且能维持一定之音质，遂成为一般人之最爱。许多人购买CD之后，为能方便聆听欣赏，且为避免原版之CD因使用频繁而不慎刮伤，往往会将自己喜爱之音乐转成MP3格式储存于计算机上。然而由于计算机携带不便，纵使是笔记型计算机亦尚非轻便，因此有人开发制造MP3 随身听，购买者可以将MP3音乐进一步再从计算机上将其转录到MP3 随身听，以方便外出时仍然可以欣赏音乐。
将CD中之音乐转换成MP3格式之音乐，只是储存之格式与储存之媒介物不同而已，虽然在制作MP3格式之压缩过程中，将超过一定频率范围之声音删除，此一细微之改变并非一般人之耳朵所能易于感受分辨，且就音乐之内容而言并无实质上之改变，而改变格式后仍然储存于有形之媒介物（硬盘、MP3随身听或PDA内之记忆卡、手机上之内存）上，是以此种转换成MP3格式之行为仍然属于有形之重复制作，亦即构成「重制」。另外，由于转换格式时是由程序自动进行转换，并未加入任何人之精神创作，是以并不会因而构成「改作」。
（二） 将MP3音乐上传
如果将计算机硬盘内之MP3格式音乐上传到网络上，是否也会涉及另一个重制之行为？将音乐透过网络传送到网络上之他人计算机内，在他人之计算机硬盘内即会存在着一份完全相同之音乐，当然会构成重制之行为。此时重制之行为人应该是上传之人，因为系由其下传输之指令，并因而完成档案之重复制作。此种上传之行为，如果不考虑传输过程中所牵涉到之代理服务器（proxy）或其它传输设备所为之自动或暂时性重制，原则上应该只牵涉到一个重制行为，亦即由上传之人所为之重制行为；至于被上传之网站所有人，虽然上传后之音乐档案是储存于其计算机硬盘内，然而由于其只是提供硬盘空间供人上传，其本身并无积极之重复制作行为，并无独立之重制行为；除非其就上传者之重制行为有所参与，此种情形则其有可能成为上传者重制行为之共同或帮助行为人。
（三） 开放资源共享
至于将自己硬盘内之MP3音乐开放给其它使用者，使其可以透过网络取得，姑且不论该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之侵害（就此详见后述），如果从重制之角度观之，单纯之开放资源共享行为未必会涉及另一个重制行为。
固然原先将音乐储存到自己计算机硬盘之行为会涉及重制，将硬盘内之音乐档案拷贝一份置于资源共享区内，此一拷贝之行为亦会涉及重制；然而如果只是将该音乐档案搬移（move）至同一计算机硬盘之资源共享区，或直接将该音乐档案匣开放为共享，应该都还不直接涉及重制之问题。在这种情形，如果其原来将MP3音乐储存到自己计算机之行为被认定属于合法之重制，则嗣后将其开放与他人共享，由于重制者为下载之人，纵使开放共享者被认为对该下载行为有所帮助，亦只是他人重制行为之帮助犯，其本身并无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或许有人会认为计算机于接到下载指令后，会将其计算机内之档案拷贝后透过封包（packets）传输，且于下载后其原有档案仍然存在，是以在开放共享之被下载端亦应有一重制之行为，甚至在网络传输设备往往也会有自动或暂时性重制。惟在这些情形，即使认为传输之封包或在传输设备中含有原档案之部分内容，然而由于技术上其为整个传输过程中不可或缺之一部份，本身并无独立之经济意义，不应再被当成另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 。
正由于单纯以重制权并无法有效地规范网络上之传输行为，因此世界智能财产权组织（WIPO）于1996年通过之两个国际条约中，乃对于网络之传输特别加以规范，给予著作权人较周延之保护，在「著作权条约」（WCT）第八条中规定，著作人应享有公开传播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其内容及于交互式传播及对公众提供著作（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权利，「表演及录音物条约」（WPPT）第十条及第十四条亦规定，表演人及录音物制作人应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及录音物之权利。我国目前正在进行著作权法之修改，拟将WIPO国际条约中有关公开传播与对公众提供之权利，纳入著作财产权人之权利范围，使其能得到更周延之保护 。
（四） 从网络下载MP3音乐
从网络下载MP3音乐也会涉及重制之行为，因为透过下载指令，网站上之计算机就将被指定之档案传输并储存到下载者之计算机硬盘上。此时重制之行为人应该是下指令而将音乐下载储存之人，同样地，如果不考虑传输过程中之自动或暂时性重制，重制之行为亦只有一个。至于被下载之网站所有人，与前述开放资源共享者一样，对于他人之下载并不构成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
（五） 重制未必就构成著作权之侵害
重制权为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之最重要之经济性权利，著作权人可以将其著作复制成无数多份销售，以实现其经济利益。著作权人虽然享有重制权，然而并不是他人就绝对不得重制其著作，除经著作权人同意或授权外，法律基于特定之目的，亦容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得为重制之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有关著作财产权之限制即是。亦即立法者透过对著作财产权之限制，保留给社会公众一个利用他人著作之空间，而毋庸事先征得著作权人之同意，亦不构成著作权之侵害 。
因此不能因为有重制之行为即认为其构成著作权之侵害，尚须视该重制之行为是否不属于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范围内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就此以观，著作权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并不能被误解为只要有重制之行为，就有刑罚制裁；而应该是该重制之行为必须是未经著作财产权人同意之行为，且该行为由于不符合法律所容许之「利用他人著作财产权」之行为，才该当该条项之构成要件。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对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规定，并非阻却违法事由，如果重制之行为符合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规定，应是构成要件不该当。
三、 MP3音乐相关使用行为是否侵害著作权之判断
如上所述，是否构成著作权之侵害，除有重制行为外，尚必须判断其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所容许之范围。就MP3音乐与学生使用行为间之关系，最主要涉及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供个人或家庭为非营利之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得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重制已公开发表之著作」。该规定之目的在于保障私人可以接触取得知识文化之机会，惟该规定应如何解释适用，便成为关键之问题。
（一）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解释与适用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涉及几个要件，亦即必须是「供个人或家庭使用」、「为非营利之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且系重制「已公开发表之著作」。
1. 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首先重制必须是供个人或家庭之使用，亦即系为重制者私人之使用（private use）而进行之重制。日本著作权法系规定「为其个人、家庭或在有限范围内之其它类似使用」 ，德国著作权法规定「为私人使用」，且容许利用他人为其进行重制 ，通说认为「为私人使用」并不以重制者个人使用为限，经由其个人之关系而有关连之人亦包括在内，例如家庭或朋友 。欧盟于2001年4月所通过之「信息社会中之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整合指令」亦规定「由自然人为私人之使用」 ，其所容许之重制，可以由他人代为之。
上述各国之规定，多容许为「私人使用」而进行重制，并不以重制者个人或其家庭为限。就此观之，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其中之「个人」应是指自然人而言，法人或团体均应不包括在内，而且不应被理解为仅以该重制者自己本身使用为限，否则就过于狭隘；其它与重制者有私人关系之自然人亦应包括在内，特别是基于私人之需要而有私人关连之人 。
由上所述，可知在音乐著作之情形，无论是将音乐由CD转成MP3格式储存到计算机硬盘、从网络下载MP3音乐储存到计算机硬盘，或是进一步从计算机中拷贝到MP3随身听、磁盘片、光盘片或其它储存媒介物，虽然都牵涉到重制之行为，然而只要其目的在于供自己、家庭或友人使用，均仍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要求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相反地，如果是将MP3音乐上传到网站上，或者是将MP3音乐档案拷贝一份置于资源共享区内，供网络上不特定之他人使用或下载，由于其均涉及重制之行为，且该重制之行为已经超出供个人或家庭使用所能容许之范围，应认为其行为已经构成著作权之侵害。虽然如此，在分享资源之情形，如果被认定有重制之行为，若其资源并未开放给不特定之多数人分享，而是设定密码，只容许少数特定之友人可以进入，则仍然应该被认为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要求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2. 「非营利之目的」之认定
除供个人或家庭使用之外，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容许之重制尚且必须是「为非营利之目的」，不论是直接或间接营利，均不得主张该条之私人使用。所谓直接营利之目的，例如其重制之目的在于贩售或出租该重制物以图利；而间接营利之目的，则是指以该重制物作为营业上之使用。因此如果下载音乐或拷贝音乐之目的在于将其烧录成光盘片贩售或出租、将其储存于手机上之内存以促销手机，或者是下载音乐用于公司之电话录音机上，均难被认为属于此所称之「非营利之目的」。
有人认为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并不容许为备份之目的而为重制，其认为拥有音乐CD者并不能因为担心原版会刮伤而制作备份。相反地，亦有人认为私人之重制，应参考第五十九条有关计算机程序之规定，必须是为制作备份而为之重制，始容许之，换言之，如果不是为备份之需要，而是为欣赏使用之需要而重制CD上之音乐应属违法。事实上这两种见解均值得斟酌，而有进一步厘清之必要。
就使用之目的而言，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要求必须是「为非营利之目的」，亦即只要是非以营利为目的即可，至于其究竟是何种非营利性之目的，并非所问，亦即该规定并未禁止为备份之目的而为重制。因此不论重制之目的是因为使用者担心刮伤而制作备份，抑或是为欣赏音乐而拷贝至计算机上，只要其系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之使用，除非其违反后述之要件，否则均应被容许之。
至于著作权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系针对计算机程序著作而为之规定，由于重制之行为对计算机程序著作财产权人之经济利益影响甚大，因此该规定特别对于为备用存盘之需要而重制之程序之使用加以限制。然而此一规定既系就计算机程序所为之特别规定，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之情形下，对于其它著作并无适用之余地。因此并不适当认为音乐著作只能为制作备份而被重制；其它重制行为只要是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之使用，亦应被容许之。事实上，纵使是计算机程序著作，亦非仅能为制作备份而重制，其仍然有依其它规定被合法重制之可能性，例如为著作权法第四十四条或第四十五条之目的 。另外，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亦不能被理解为只有计算机程序可以被制作备份，其它著作则不可；依逻辑观之，既然具有高经济利益之计算机程序著作都可以被制作备份，并无充分理由禁止就其它著作制作备份，如果制作备份之目的系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目的之使用，仍应可被容许之。
3. 「合理范围」之认定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容许之重制，必须是在「合理范围内」。然而究竟何谓「合理范围」，依著作权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参酌下列事项判断之：1. 利用之目的及性质，包括系为商业目的或非营利教育目的，2. 著作之性质，3. 所利用之质量及其在整个著作所占之比例，4. 利用结果对著作潜在市场与现在价值之影响。
在判断合理范围时，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重制整个著作，就一定超出合理范围，或者反之，认为只要不重制整个著作，就一定属于合理范围内。基本上仍然要视著作之性质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一首诗、一个图表，或是一篇文章，如果是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重制其整个著作，原则上应该可以被容许，甚至于一首音乐或一部影片，如果是为私人欣赏之目的而从收音机或电视上加以录音或录像，原则上亦应容许被整首或整部重制，否则不仅无法达到私人使用之目的，而且也不符合一般社会上之使用习惯。然而如果是拷贝一整本书，或者是其中之大部分，通常会被认为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 。事实上，著作权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之各种事项于判断时并非绝对，亦非个别独立分开来观察，而是应该综合考量之，而且于判断时这些事项彼此间亦会互相影响，例如在利用之质量相同之情形下，究竟其利用之目的是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就会影响判断之结果。
在数字音乐之情形，由于其重制或下载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做到只拷贝一首音乐之一部份，如果只拷贝一部份就不仅无法成为一个完整之档案，而且恐怕亦无法听取。因此在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性目的而为重制之情形，并不适当认为如果就整首音乐加以重制，就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有人认为数字式重制由于迅速且容易，影响著作财产权人之利益甚大，因此主张就数字重制，应该限缩私人使用之空间。此一见解，具体表现于欧盟于1996年通过之「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 中，该指令容许各会员国得就重制权加以限制，允许为私人之目的而取得「非电子式数据库」之内容，至于电子式之数据库则不在私人使用之范围。惟此仅系就数据库所为之规定；就一般著作而言，欧盟并不认为应该排除所有数字式私人使用之空间，在前述甫通过之欧盟「信息社会中之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整合指令」中，第五条第二项b款即明文规定，容许为私人之使用而重制于所有之媒介物（any medium）上，数字式之重制亦当然包括在内。
另外，有人认为如果从网络下载之音乐数量过多，就应该被认为其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惟通常对著作之使用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在判断上系就个别著作而为观察，被重制之著作虽然多，然而如果各个著作之利用都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为私人之目的而使用，并不能因为被利用之著作数量多，就排除其为私人之目的而合法重制之可能性。基本上所谓合理范围之认定，其着重点原则上是在于同一著作被重制之份数，必须在合理之范围，而不在于同时被利用之著作之数量多寡，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就不使用「合理范围」之文字，而是规定得制作「一些重制物」（einzelne Vervielfältigungsstücke），实务及学说上皆认为其系指「一些少量之份数」（einige wenige Exemplare），原则上以七份为限 。被利用之著作由于都是个别独立之著作，因此在判断时亦应分别加以观察。
4. 「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之认定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要求必须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进行重制，所谓「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系指供私人使用之机器。此一限制除在日本著作权法外，在其它国家有关私人使用之规定中，例如德国著作权法或欧盟之整合指令，并未见有此要求者。其用意似乎在于以机器来限制私人使用，然而实务上却产生许多问题，例如利用学校附近影印店之机器就不符合本条规定，显然过于严苛而无必要，且不当地限制无能力购置私人机器者为私人之目的而使用，亦会造成不公平之现象。
从网络下载音乐是否构成利用供公众使用之机器？有人认为下载音乐不只是利用到计算机，而且利用到网络设备，因为下载之过程并不是只靠下载端之计算机即可完成，其尚牵涉到被下载端之计算机以及网络设备，而且在网络设备上往往也会有重制，而网络设备显然是供公众使用，因此主张纵使学生是利用私人之计算机进行重制下载音乐，亦不符合此一要件。
惟一此见解若成立，则所有网络上受著作权法保护之信息均无被以私人使用之目的合法下载之可能，显然过度限制网络之使用并严重影响信息之流通，并不妥当。严格言之，虽然下载之过程会涉及公众使用之网络设备，而且在这些网络设备上会有自动或暂时性重制，然而如前所述，这些重制在技术上为整个传输过程中不可或缺之一部份，本身并无独立之经济意义，不应再被当成另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而且网络上之传输虽然与下载有密切之关系，但是「传输之过程」与下载后之「重制」应分属两事，不仅技术上如此，法律上之意义亦如此。否则如果认为传输属于重制之部份行为，并且因为传输之过程涉及公众使用之机器，就不得为私人使用目的之重制，则同样有传输过程之广播、电视所播放之节目，岂非亦完全无为私人使用目的而重制之空间。
5. 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
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被重制者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在其它国家有关私人使用之规范中，亦少见有此限制者，例如在德国与日本著作权法中即无此一限制。限于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其目的应在于保障著作人格权中之公开发表权，然而既然他人系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在一定之条件内所为少量份数之重制，对于著作人格权之影响极为有限，是否有此限制之必要，不无疑问。
因受贿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
------是“从一重罪处断”还是“数罪并罚”
（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 周成）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康某系中国某航空公司经贸中心经理，1998年初，康某经曾某介绍，同意以中国某航空公司名义为黄某代理进口货物。期间，介绍人曾某告诉康某，事成后可给其好处费。98年5月27日，康某在未见外商的情况下，按介绍人曾某转交的文件，以中国某航空公司的名义签署了虚假的外贸合同及外贸代理协议。同年6月2日、4日、5日，康某随同曾某，使用虚假的外贸合同，外贸代理协议和报关单等凭证，放任客户自带汇票，通过中国某航空公司会计先后购汇共计1500余万，后将其汇给香港某公司。事后，康某从中收取好处费人民币15万元。
二．处理意见
对被告人康某的上述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和非法经营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此二罪如何处理，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康某在非法经营活动中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是基于不同的犯罪目的而实施了彼此不相联系的犯罪行为，侵犯了不同的客体，故而康某的受贿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不属于牵连犯，对其应予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康某之所以实施非法经营行为，就是想得到好处费，后来也确实得到了。由此可见，其实施的非法经营行为和受贿行为是有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关系，符合牵连犯的构成特征，牵连犯是数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出自犯一罪，而在客观上行为之间又表现为不可分离，而在处罚上采取吸收主义，按数罪中的重罪处以重罪之刑，轻罪被重罪吸收，所以采取“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以受贿罪论。
第三种意见认为，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不仅有两个以上的行为和故意，而且侵犯了两种以上的法益，理当数罪并罚。这是对受贿罪的法益采取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的当然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长会议《关于被告人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罪犯减刑、假释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的研究意见》就采用此观点。
三．法理分析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和第三种意见表面上一样，其实前提不一样，第三种意见的前提是康某的行为构成牵连犯。被告人康某的受贿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众所周知，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况。牵连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种犯罪，而其犯罪所采取的方法又触犯了其他罪名。例如：甲伪造证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其目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方法行为又触犯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二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其犯罪结果又牵连了另一个罪名。例如：甲盗窃银行支票冒名取款。盗窃是目的行为，但甲去冒领款项则是结果行为，又触犯了诈骗罪。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构成牵连犯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牵连犯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这是牵连犯的前提条件。其二，牵连犯的数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所谓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也就是说，行为人的数个行为分别表现为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并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三，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这是牵连犯的法律特征，也是确定牵连犯的标志。牵连犯具有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是事实上的关系，牵连犯触犯两个以上的罪名，是法律上的关系。可见，牵连犯本质上是数罪，而非一罪。结合本案可以看出，被告人康某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但对牵连犯在处罚上，我国刑法界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从一重罪处断。对于牵连犯应当按数罪中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并在法定刑内酌情从重处罚。二是数罪并罚。牵连犯是实质上的数罪，其社会危害性重于单纯的一罪，并与完全独立的数罪没有本质和程度上的差别，若将客观上并无必然联系，但却因行为人的牵连意图而实际发生牵连关系的数罪，仅按一罪从重处罚，其结果必然与因分别起意实施相同数罪被按并罪论处的结果大相径庭，从而造成同罪不同罚的差别。此外，也有可能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异罪同罚的结果。三是双重处断原则。对于牵连犯既不能一律采用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也不能适用数罪并罚原则，而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决定究竟采用何种原则予以处断。
之所以出现上述几种不同观点，主要是我国刑法总则中对牵连犯处罚并无统一规定，在刑法分则中对牵连犯的处罚有的采用并罚，有的则采用从一重罪处罚。1、采用数罪并罚的条文有：（1）刑法第157条第2款“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277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2）刑法第198条第2款“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3）刑法第241条第4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4）刑法第321条第三款“犯前两款罪，对被运送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2、采用从一重罪处断的条文典型的有刑法第399条第三款“司法人员贪赃枉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38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还有刑法第171条第三款“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本法第170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对于本案而言，其实早有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指出“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由于修订刑法时未将其吸收进来，故而并不能直接适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牵连犯的处断，刑法应当作出统一的规定。在目前没有统一规定的情况下，当采用双重处断原则为宜。因为牵连犯数行为虽然触犯数个罪名，但行为人主观上毕竟出自一个犯罪目的，数行为在客观上又表现为不可分离，所以处断上当采取吸收主义按“从一重罪处断”为宜。但如果法律有明文规定互相牵连的两种犯罪实行数罪并罚时，理当数罪并罚。只有如此，方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立法者的眼光应盯住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而不要总盯在未规定的犯罪上。
2003年10月20日 周成
地址：湖北襄樊襄城南街 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 周成
谢铭洋
台大法律系教授
一、 前言
日前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因接获检举成大学生非法下载MP3音乐，前往成大学生宿舍搜索，查扣十四部下载有著作权音乐之个人计算机，引起轩然大波并造成学生们之恐慌。许多学生们认为从网络下载MP3音乐并无不法，遂群起声援被查扣之学生，一时之间下载MP3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上备受瞩目之议题，不仅政府官员与立法委员表示关心，专家学者对此问题也纷纷表达其看法。
究竟从网络上下载MP3之行为是否构成重制，并进而构成著作权之侵害，下载后将其烧录到CD或是拷贝到MP3 随身听供自己欣赏或提供资源共享给朋友使用，是否有所不同，值得吾人详为探究。此外，一些相关之MP3音乐使用问题，也应一并予以厘清，例如购买CD者，是否可以将该CD之内容转换格式拷贝到计算机内供自己欣赏或提供资源共享给朋友使用？如果所购买的是盗版CD，结果是否有所不同？购买CD是否可以制作备份？
上述问题牵涉到著作权法为保障著作权人之权益而赋予之权利内容，以及为确保社会公众之合理使用空间而对权利范围所为之限制。就这些问题，本文拟从我国著作权法之规范出发，并参考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之相关规范，分别加以探讨，期能有助于问题之解决。
二、 MP3音乐与「重制」与「传输」之问题
自从数字技术被发展出来之后，数字音乐已经逐渐取代模拟式音乐而受到人们之喜爱，其原因在于数字式之储存方式纵使经过无数次之复制，其仍然能维持与原先相同之内容与品质。此一数字式之特性，在网际网络兴起之后，使得其可以藉由网络之传输，完整而迅速地传输到世界各地。然而由于通常音乐之档案相当大，而网络之频宽有限，欲能在网络上迅速传输音乐并非易事，因此遂有MP3（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3）技术之出现，将音乐档案加以压缩。透过此一压缩技术，虽然对于音乐之音质有些影响，然而却能有效地缩小音乐档案，使其不仅能方便地储存、重制，更能迅速地透过网络加以传输。由于MP3音乐有此易于重制与传输之特性，使得MP3音乐广受众人之喜爱，但也因而造成音乐著作权人与使用人间之对立。事实上，绝大多数与MP3有关之争议，都与重制及传输有密切之关系。以下先就各种使用形态与重制、传输间之关系加以说明，之后再以此为基础就其行为之合法性加以探讨
（一） 将CD音乐转成MP3格式
数字音乐有许多不同之格式，例如MIDI、WAV、RealAudio、WMA等，MP3只是其中之一，然而由于其档案小，储存与传输均相当方便而迅速，且能维持一定之音质，遂成为一般人之最爱。许多人购买CD之后，为能方便聆听欣赏，且为避免原版之CD因使用频繁而不慎刮伤，往往会将自己喜爱之音乐转成MP3格式储存于计算机上。然而由于计算机携带不便，纵使是笔记型计算机亦尚非轻便，因此有人开发制造MP3 随身听，购买者可以将MP3音乐进一步再从计算机上将其转录到MP3 随身听，以方便外出时仍然可以欣赏音乐。
将CD中之音乐转换成MP3格式之音乐，只是储存之格式与储存之媒介物不同而已，虽然在制作MP3格式之压缩过程中，将超过一定频率范围之声音删除，此一细微之改变并非一般人之耳朵所能易于感受分辨，且就音乐之内容而言并无实质上之改变，而改变格式后仍然储存于有形之媒介物（硬盘、MP3随身听或PDA内之记忆卡、手机上之内存）上，是以此种转换成MP3格式之行为仍然属于有形之重复制作，亦即构成「重制」。另外，由于转换格式时是由程序自动进行转换，并未加入任何人之精神创作，是以并不会因而构成「改作」。
（二） 将MP3音乐上传
如果将计算机硬盘内之MP3格式音乐上传到网络上，是否也会涉及另一个重制之行为？将音乐透过网络传送到网络上之他人计算机内，在他人之计算机硬盘内即会存在着一份完全相同之音乐，当然会构成重制之行为。此时重制之行为人应该是上传之人，因为系由其下传输之指令，并因而完成档案之重复制作。此种上传之行为，如果不考虑传输过程中所牵涉到之代理服务器（proxy）或其它传输设备所为之自动或暂时性重制，原则上应该只牵涉到一个重制行为，亦即由上传之人所为之重制行为；至于被上传之网站所有人，虽然上传后之音乐档案是储存于其计算机硬盘内，然而由于其只是提供硬盘空间供人上传，其本身并无积极之重复制作行为，并无独立之重制行为；除非其就上传者之重制行为有所参与，此种情形则其有可能成为上传者重制行为之共同或帮助行为人。
（三） 开放资源共享
至于将自己硬盘内之MP3音乐开放给其它使用者，使其可以透过网络取得，姑且不论该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之侵害（就此详见后述），如果从重制之角度观之，单纯之开放资源共享行为未必会涉及另一个重制行为。
固然原先将音乐储存到自己计算机硬盘之行为会涉及重制，将硬盘内之音乐档案拷贝一份置于资源共享区内，此一拷贝之行为亦会涉及重制；然而如果只是将该音乐档案搬移（move）至同一计算机硬盘之资源共享区，或直接将该音乐档案匣开放为共享，应该都还不直接涉及重制之问题。在这种情形，如果其原来将MP3音乐储存到自己计算机之行为被认定属于合法之重制，则嗣后将其开放与他人共享，由于重制者为下载之人，纵使开放共享者被认为对该下载行为有所帮助，亦只是他人重制行为之帮助犯，其本身并无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或许有人会认为计算机于接到下载指令后，会将其计算机内之档案拷贝后透过封包（packets）传输，且于下载后其原有档案仍然存在，是以在开放共享之被下载端亦应有一重制之行为，甚至在网络传输设备往往也会有自动或暂时性重制。惟在这些情形，即使认为传输之封包或在传输设备中含有原档案之部分内容，然而由于技术上其为整个传输过程中不可或缺之一部份，本身并无独立之经济意义，不应再被当成另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 。
正由于单纯以重制权并无法有效地规范网络上之传输行为，因此世界智能财产权组织（WIPO）于1996年通过之两个国际条约中，乃对于网络之传输特别加以规范，给予著作权人较周延之保护，在「著作权条约」（WCT）第八条中规定，著作人应享有公开传播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其内容及于交互式传播及对公众提供著作（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权利，「表演及录音物条约」（WPPT）第十条及第十四条亦规定，表演人及录音物制作人应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及录音物之权利。我国目前正在进行著作权法之修改，拟将WIPO国际条约中有关公开传播与对公众提供之权利，纳入著作财产权人之权利范围，使其能得到更周延之保护 。
（四） 从网络下载MP3音乐
从网络下载MP3音乐也会涉及重制之行为，因为透过下载指令，网站上之计算机就将被指定之档案传输并储存到下载者之计算机硬盘上。此时重制之行为人应该是下指令而将音乐下载储存之人，同样地，如果不考虑传输过程中之自动或暂时性重制，重制之行为亦只有一个。至于被下载之网站所有人，与前述开放资源共享者一样，对于他人之下载并不构成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
（五） 重制未必就构成著作权之侵害
重制权为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之最重要之经济性权利，著作权人可以将其著作复制成无数多份销售，以实现其经济利益。著作权人虽然享有重制权，然而并不是他人就绝对不得重制其著作，除经著作权人同意或授权外，法律基于特定之目的，亦容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得为重制之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有关著作财产权之限制即是。亦即立法者透过对著作财产权之限制，保留给社会公众一个利用他人著作之空间，而毋庸事先征得著作权人之同意，亦不构成著作权之侵害 。
因此不能因为有重制之行为即认为其构成著作权之侵害，尚须视该重制之行为是否不属于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范围内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就此以观，著作权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并不能被误解为只要有重制之行为，就有刑罚制裁；而应该是该重制之行为必须是未经著作财产权人同意之行为，且该行为由于不符合法律所容许之「利用他人著作财产权」之行为，才该当该条项之构成要件。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对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规定，并非阻却违法事由，如果重制之行为符合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规定，应是构成要件不该当。
三、 MP3音乐相关使用行为是否侵害著作权之判断
如上所述，是否构成著作权之侵害，除有重制行为外，尚必须判断其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所容许之范围。就MP3音乐与学生使用行为间之关系，最主要涉及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供个人或家庭为非营利之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得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重制已公开发表之著作」。该规定之目的在于保障私人可以接触取得知识文化之机会，惟该规定应如何解释适用，便成为关键之问题。
（一）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解释与适用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涉及几个要件，亦即必须是「供个人或家庭使用」、「为非营利之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且系重制「已公开发表之著作」。
1. 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首先重制必须是供个人或家庭之使用，亦即系为重制者私人之使用（private use）而进行之重制。日本著作权法系规定「为其个人、家庭或在有限范围内之其它类似使用」 ，德国著作权法规定「为私人使用」，且容许利用他人为其进行重制 ，通说认为「为私人使用」并不以重制者个人使用为限，经由其个人之关系而有关连之人亦包括在内，例如家庭或朋友 。欧盟于2001年4月所通过之「信息社会中之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整合指令」亦规定「由自然人为私人之使用」 ，其所容许之重制，可以由他人代为之。
上述各国之规定，多容许为「私人使用」而进行重制，并不以重制者个人或其家庭为限。就此观之，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其中之「个人」应是指自然人而言，法人或团体均应不包括在内，而且不应被理解为仅以该重制者自己本身使用为限，否则就过于狭隘；其它与重制者有私人关系之自然人亦应包括在内，特别是基于私人之需要而有私人关连之人 。
由上所述，可知在音乐著作之情形，无论是将音乐由CD转成MP3格式储存到计算机硬盘、从网络下载MP3音乐储存到计算机硬盘，或是进一步从计算机中拷贝到MP3随身听、磁盘片、光盘片或其它储存媒介物，虽然都牵涉到重制之行为，然而只要其目的在于供自己、家庭或友人使用，均仍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要求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相反地，如果是将MP3音乐上传到网站上，或者是将MP3音乐档案拷贝一份置于资源共享区内，供网络上不特定之他人使用或下载，由于其均涉及重制之行为，且该重制之行为已经超出供个人或家庭使用所能容许之范围，应认为其行为已经构成著作权之侵害。虽然如此，在分享资源之情形，如果被认定有重制之行为，若其资源并未开放给不特定之多数人分享，而是设定密码，只容许少数特定之友人可以进入，则仍然应该被认为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要求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2. 「非营利之目的」之认定
除供个人或家庭使用之外，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容许之重制尚且必须是「为非营利之目的」，不论是直接或间接营利，均不得主张该条之私人使用。所谓直接营利之目的，例如其重制之目的在于贩售或出租该重制物以图利；而间接营利之目的，则是指以该重制物作为营业上之使用。因此如果下载音乐或拷贝音乐之目的在于将其烧录成光盘片贩售或出租、将其储存于手机上之内存以促销手机，或者是下载音乐用于公司之电话录音机上，均难被认为属于此所称之「非营利之目的」。
有人认为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并不容许为备份之目的而为重制，其认为拥有音乐CD者并不能因为担心原版会刮伤而制作备份。相反地，亦有人认为私人之重制，应参考第五十九条有关计算机程序之规定，必须是为制作备份而为之重制，始容许之，换言之，如果不是为备份之需要，而是为欣赏使用之需要而重制CD上之音乐应属违法。事实上这两种见解均值得斟酌，而有进一步厘清之必要。
就使用之目的而言，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要求必须是「为非营利之目的」，亦即只要是非以营利为目的即可，至于其究竟是何种非营利性之目的，并非所问，亦即该规定并未禁止为备份之目的而为重制。因此不论重制之目的是因为使用者担心刮伤而制作备份，抑或是为欣赏音乐而拷贝至计算机上，只要其系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之使用，除非其违反后述之要件，否则均应被容许之。
至于著作权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系针对计算机程序著作而为之规定，由于重制之行为对计算机程序著作财产权人之经济利益影响甚大，因此该规定特别对于为备用存盘之需要而重制之程序之使用加以限制。然而此一规定既系就计算机程序所为之特别规定，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之情形下，对于其它著作并无适用之余地。因此并不适当认为音乐著作只能为制作备份而被重制；其它重制行为只要是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之使用，亦应被容许之。事实上，纵使是计算机程序著作，亦非仅能为制作备份而重制，其仍然有依其它规定被合法重制之可能性，例如为著作权法第四十四条或第四十五条之目的 。另外，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亦不能被理解为只有计算机程序可以被制作备份，其它著作则不可；依逻辑观之，既然具有高经济利益之计算机程序著作都可以被制作备份，并无充分理由禁止就其它著作制作备份，如果制作备份之目的系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目的之使用，仍应可被容许之。
3. 「合理范围」之认定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容许之重制，必须是在「合理范围内」。然而究竟何谓「合理范围」，依著作权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参酌下列事项判断之：1. 利用之目的及性质，包括系为商业目的或非营利教育目的，2. 著作之性质，3. 所利用之质量及其在整个著作所占之比例，4. 利用结果对著作潜在市场与现在价值之影响。
在判断合理范围时，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重制整个著作，就一定超出合理范围，或者反之，认为只要不重制整个著作，就一定属于合理范围内。基本上仍然要视著作之性质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一首诗、一个图表，或是一篇文章，如果是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重制其整个著作，原则上应该可以被容许，甚至于一首音乐或一部影片，如果是为私人欣赏之目的而从收音机或电视上加以录音或录像，原则上亦应容许被整首或整部重制，否则不仅无法达到私人使用之目的，而且也不符合一般社会上之使用习惯。然而如果是拷贝一整本书，或者是其中之大部分，通常会被认为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 。事实上，著作权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之各种事项于判断时并非绝对，亦非个别独立分开来观察，而是应该综合考量之，而且于判断时这些事项彼此间亦会互相影响，例如在利用之质量相同之情形下，究竟其利用之目的是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就会影响判断之结果。
在数字音乐之情形，由于其重制或下载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做到只拷贝一首音乐之一部份，如果只拷贝一部份就不仅无法成为一个完整之档案，而且恐怕亦无法听取。因此在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性目的而为重制之情形，并不适当认为如果就整首音乐加以重制，就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有人认为数字式重制由于迅速且容易，影响著作财产权人之利益甚大，因此主张就数字重制，应该限缩私人使用之空间。此一见解，具体表现于欧盟于1996年通过之「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 中，该指令容许各会员国得就重制权加以限制，允许为私人之目的而取得「非电子式数据库」之内容，至于电子式之数据库则不在私人使用之范围。惟此仅系就数据库所为之规定；就一般著作而言，欧盟并不认为应该排除所有数字式私人使用之空间，在前述甫通过之欧盟「信息社会中之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整合指令」中，第五条第二项b款即明文规定，容许为私人之使用而重制于所有之媒介物（any medium）上，数字式之重制亦当然包括在内。
另外，有人认为如果从网络下载之音乐数量过多，就应该被认为其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惟通常对著作之使用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在判断上系就个别著作而为观察，被重制之著作虽然多，然而如果各个著作之利用都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为私人之目的而使用，并不能因为被利用之著作数量多，就排除其为私人之目的而合法重制之可能性。基本上所谓合理范围之认定，其着重点原则上是在于同一著作被重制之份数，必须在合理之范围，而不在于同时被利用之著作之数量多寡，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就不使用「合理范围」之文字，而是规定得制作「一些重制物」（einzelne Vervielfältigungsstücke），实务及学说上皆认为其系指「一些少量之份数」（einige wenige Exemplare），原则上以七份为限 。被利用之著作由于都是个别独立之著作，因此在判断时亦应分别加以观察。
4. 「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之认定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要求必须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进行重制，所谓「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系指供私人使用之机器。此一限制除在日本著作权法外，在其它国家有关私人使用之规定中，例如德国著作权法或欧盟之整合指令，并未见有此要求者。其用意似乎在于以机器来限制私人使用，然而实务上却产生许多问题，例如利用学校附近影印店之机器就不符合本条规定，显然过于严苛而无必要，且不当地限制无能力购置私人机器者为私人之目的而使用，亦会造成不公平之现象。
从网络下载音乐是否构成利用供公众使用之机器？有人认为下载音乐不只是利用到计算机，而且利用到网络设备，因为下载之过程并不是只靠下载端之计算机即可完成，其尚牵涉到被下载端之计算机以及网络设备，而且在网络设备上往往也会有重制，而网络设备显然是供公众使用，因此主张纵使学生是利用私人之计算机进行重制下载音乐，亦不符合此一要件。
惟一此见解若成立，则所有网络上受著作权法保护之信息均无被以私人使用之目的合法下载之可能，显然过度限制网络之使用并严重影响信息之流通，并不妥当。严格言之，虽然下载之过程会涉及公众使用之网络设备，而且在这些网络设备上会有自动或暂时性重制，然而如前所述，这些重制在技术上为整个传输过程中不可或缺之一部份，本身并无独立之经济意义，不应再被当成另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而且网络上之传输虽然与下载有密切之关系，但是「传输之过程」与下载后之「重制」应分属两事，不仅技术上如此，法律上之意义亦如此。否则如果认为传输属于重制之部份行为，并且因为传输之过程涉及公众使用之机器，就不得为私人使用目的之重制，则同样有传输过程之广播、电视所播放之节目，岂非亦完全无为私人使用目的而重制之空间。
5. 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
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被重制者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在其它国家有关私人使用之规范中，亦少见有此限制者，例如在德国与日本著作权法中即无此一限制。限于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其目的应在于保障著作人格权中之公开发表权，然而既然他人系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在一定之条件内所为少量份数之重制，对于著作人格权之影响极为有限，是否有此限制之必要，不无疑问。
因受贿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
------是“从一重罪处断”还是“数罪并罚”
（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 周成）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康某系中国某航空公司经贸中心经理，1998年初，康某经曾某介绍，同意以中国某航空公司名义为黄某代理进口货物。期间，介绍人曾某告诉康某，事成后可给其好处费。98年5月27日，康某在未见外商的情况下，按介绍人曾某转交的文件，以中国某航空公司的名义签署了虚假的外贸合同及外贸代理协议。同年6月2日、4日、5日，康某随同曾某，使用虚假的外贸合同，外贸代理协议和报关单等凭证，放任客户自带汇票，通过中国某航空公司会计先后购汇共计1500余万，后将其汇给香港某公司。事后，康某从中收取好处费人民币15万元。
二．处理意见
对被告人康某的上述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和非法经营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此二罪如何处理，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康某在非法经营活动中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是基于不同的犯罪目的而实施了彼此不相联系的犯罪行为，侵犯了不同的客体，故而康某的受贿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不属于牵连犯，对其应予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康某之所以实施非法经营行为，就是想得到好处费，后来也确实得到了。由此可见，其实施的非法经营行为和受贿行为是有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关系，符合牵连犯的构成特征，牵连犯是数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出自犯一罪，而在客观上行为之间又表现为不可分离，而在处罚上采取吸收主义，按数罪中的重罪处以重罪之刑，轻罪被重罪吸收，所以采取“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以受贿罪论。
第三种意见认为，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不仅有两个以上的行为和故意，而且侵犯了两种以上的法益，理当数罪并罚。这是对受贿罪的法益采取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的当然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长会议《关于被告人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罪犯减刑、假释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的研究意见》就采用此观点。
三．法理分析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和第三种意见表面上一样，其实前提不一样，第三种意见的前提是康某的行为构成牵连犯。被告人康某的受贿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众所周知，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况。牵连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种犯罪，而其犯罪所采取的方法又触犯了其他罪名。例如：甲伪造证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其目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方法行为又触犯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二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其犯罪结果又牵连了另一个罪名。例如：甲盗窃银行支票冒名取款。盗窃是目的行为，但甲去冒领款项则是结果行为，又触犯了诈骗罪。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构成牵连犯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牵连犯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这是牵连犯的前提条件。其二，牵连犯的数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所谓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也就是说，行为人的数个行为分别表现为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并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三，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这是牵连犯的法律特征，也是确定牵连犯的标志。牵连犯具有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是事实上的关系，牵连犯触犯两个以上的罪名，是法律上的关系。可见，牵连犯本质上是数罪，而非一罪。结合本案可以看出，被告人康某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但对牵连犯在处罚上，我国刑法界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从一重罪处断。对于牵连犯应当按数罪中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并在法定刑内酌情从重处罚。二是数罪并罚。牵连犯是实质上的数罪，其社会危害性重于单纯的一罪，并与完全独立的数罪没有本质和程度上的差别，若将客观上并无必然联系，但却因行为人的牵连意图而实际发生牵连关系的数罪，仅按一罪从重处罚，其结果必然与因分别起意实施相同数罪被按并罪论处的结果大相径庭，从而造成同罪不同罚的差别。此外，也有可能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异罪同罚的结果。三是双重处断原则。对于牵连犯既不能一律采用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也不能适用数罪并罚原则，而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决定究竟采用何种原则予以处断。
之所以出现上述几种不同观点，主要是我国刑法总则中对牵连犯处罚并无统一规定，在刑法分则中对牵连犯的处罚有的采用并罚，有的则采用从一重罪处罚。1、采用数罪并罚的条文有：（1）刑法第157条第2款“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277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2）刑法第198条第2款“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3）刑法第241条第4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4）刑法第321条第三款“犯前两款罪，对被运送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2、采用从一重罪处断的条文典型的有刑法第399条第三款“司法人员贪赃枉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38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还有刑法第171条第三款“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本法第170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对于本案而言，其实早有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指出“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由于修订刑法时未将其吸收进来，故而并不能直接适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牵连犯的处断，刑法应当作出统一的规定。在目前没有统一规定的情况下，当采用双重处断原则为宜。因为牵连犯数行为虽然触犯数个罪名，但行为人主观上毕竟出自一个犯罪目的，数行为在客观上又表现为不可分离，所以处断上当采取吸收主义按“从一重罪处断”为宜。但如果法律有明文规定互相牵连的两种犯罪实行数罪并罚时，理当数罪并罚。只有如此，方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立法者的眼光应盯住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而不要总盯在未规定的犯罪上。
2003年10月20日 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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