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杨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4 03:04:17 浏览:844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
杨新
对某企业用“资本家”这个概念注册企业名称的讨论，笔者并不知情，不过，对于法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笔者却想强调一点: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
法律权利是来源于国家法律的，它是公民之所以得以为“公民”二字的原因，是公民必须享有的权利，是非经法定程序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人异于物的原因。一个公民当其出生之起，就享有各种权利，并由于其行使上述权利而能成为国家公民。至于国家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这些都是与公民权利本身无关的，相反，国家的政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保证公民权利的充分实施，如果不能加以保证，而恰恰说明了这个政权是不合格的，也是反社会的。正如此，在非典期间，张文康被解职；正如此，伊拉克战争虽然以美、英联军的胜利告终，但由于其对公民的欺骗，而使美、英政府受到广泛的置疑；此如此，我们的党才提出了“三个代表”以求解决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在我们国家过去的50多年的历史中，以政治压法律、否定法律、践踏法律的事太多了，人基本权利的不存在、所谓国家政治权力的无限提高除了说明我们国家政治的失败还有什么？
社会的发展已经要求淡化政治色彩、把国家间的竞争转向经济竞争，这是当前时代的标志，是世界各国也是全人类所希望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才能长期存在与发展。
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形态，为什么要强化这种形态本身的政治色彩，为什么不能够强化不同的形态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呢？为什么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如果发展到生产力上呢？要知道，我们曾在50年代就与西方同步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但却由于政治斗争，导致我们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全面失败！
人类的历史确实说明，政治斗争无法避免，但我认为，只有人的权力的全面享有，才能使人类得以全面发展。
杨新
对某企业用“资本家”这个概念注册企业名称的讨论，笔者并不知情，不过，对于法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笔者却想强调一点: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
法律权利是来源于国家法律的，它是公民之所以得以为“公民”二字的原因，是公民必须享有的权利，是非经法定程序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人异于物的原因。一个公民当其出生之起，就享有各种权利，并由于其行使上述权利而能成为国家公民。至于国家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这些都是与公民权利本身无关的，相反，国家的政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保证公民权利的充分实施，如果不能加以保证，而恰恰说明了这个政权是不合格的，也是反社会的。正如此，在非典期间，张文康被解职；正如此，伊拉克战争虽然以美、英联军的胜利告终，但由于其对公民的欺骗，而使美、英政府受到广泛的置疑；此如此，我们的党才提出了“三个代表”以求解决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在我们国家过去的50多年的历史中，以政治压法律、否定法律、践踏法律的事太多了，人基本权利的不存在、所谓国家政治权力的无限提高除了说明我们国家政治的失败还有什么？
社会的发展已经要求淡化政治色彩、把国家间的竞争转向经济竞争，这是当前时代的标志，是世界各国也是全人类所希望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才能长期存在与发展。
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形态，为什么要强化这种形态本身的政治色彩，为什么不能够强化不同的形态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呢？为什么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如果发展到生产力上呢？要知道，我们曾在50年代就与西方同步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但却由于政治斗争，导致我们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全面失败！
人类的历史确实说明，政治斗争无法避免，但我认为，只有人的权力的全面享有，才能使人类得以全面发展。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浅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和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完善
周厚先
[摘要]：被害人陈述是一种直接证据，由于这种证据有利于侦查部门及时破案，能直接指控犯罪；本文首先从什么是被害人，特征，被害人陈述的收集、审查、判断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效力进行论述；从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实行直接言词原则；对被告人不供、翻供和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 建立侦查证人制度。三方面建议完善被害人陈述的制度。
关键词：被害人陈述、证据效力、完善制度
一、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
正确认识、把握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就必须先确定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和特征。笔者认为，被害人陈述，是指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就其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事实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所作的陈述。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受害者，对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结果，陈述得比较详细、全面。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影响，被害人陈述有可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探讨，我们要正确了解被害人陈述，就必须先掌握被害人的概念及特征。
（一）被害人有如下特征：
（1）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当事者
被害人不仅是犯罪行为的承受者，同时也是犯罪案件的一方当事者。在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同时，被害人也经历了犯罪事件的全过程，了解犯罪事件的真相。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很多国家把被害人的陈述列为证人证言，要求被害人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也缘于此因。因此，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便离不开被害人的合作与配合，不论是侦查机关还是审判机关，都应当调动被害人参加诉讼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如实陈述案情，大胆出庭作证。
（2）被害人是与诉讼结局有利害关系的人
被害人作为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他们与警方合作，或直接参加诉讼，目的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请求赔偿或补偿恢复合法权益。为使这一目的实现，被害人应当有参加诉讼活动的权利，在诉讼中占有一席之地，享有为维护和恢复自身合法权益所必需的诉讼权利。主持诉讼的国家机关应当倾听被害人对诉讼案件处理意见及恢复自身权益的请求，以使案件的处理更趋公正。
（A）被害人应当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及其他亲友虽然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但这些人不属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B）必须是其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法权益包括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
这是被害人最显著的特征。唯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才成其为被害人。被害人学的创始人之一，以色列的律师杰明•门德尔松用“被害性”[1]这个概念来概括被害人的共同特性，也反映了这一特征。从被侵害的利益上看，被害人受到侵害的是合法权益，即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既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权利和利益。从被害原因上看，被害人合法权益遭受的是来自犯罪行为的侵害。尽管不同国家对犯罪的定义、犯罪的种类、罪名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刑事被害人必须是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在犯罪行为实施的同一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与犯罪行为的承受者。当然，也有一些犯罪案件没有被害人，这类案件在欧美国家被称为“无被害人犯罪”案件。 [2]这些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或社会利益，它虽没有直接的明显的被害人，但仍存在间接的、潜在的被害人。如贩毒案件，由于吸毒者自愿购买毒品而不能成为受害者，但实施戒毒，吸毒者家属或社会为此支付的高昂费用，使吸毒者家属或纳税人成为间接受害者。只不过这种间接被害人一般不被看作是刑事被害人。
（C）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一直把自然人作为被害人。近年来，关于法人能否作为被害人，我国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仍坚持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法人不能作为被害人，但是，我国１９８７年公布的海关法和以后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或补充规定以及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生效的刑法都明确规定的法人（单位）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给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划上一个句号。由此可以看出，法人在经营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要由其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负责。同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人被害人同样可以由其代表人参加诉讼，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总之，我们认为被害人中应包括法人，法人被害人应当而且可以有自己的陈述，这一陈述由其法定代表人作出，也可以委托并授权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代理授权的诉讼行为。 （4）由于被害人的身份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因而被害人应当是特定的人，具有不可代替性。被害人的特定性决定了其陈述的专属性，即不能由其他人来代替被害人陈述案件事实和被害的经过。如果其他人感知了这一犯罪事实，也只能以证人身份来作证。即使是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有权代理被害人参加诉讼活动，提出具体的诉讼要求，也不能代替被害人陈述案情，提供被害人陈述这种诉讼证据。至于一个案件有没有被害人，或有几个被害人，要因案而异。
（二）被害人陈述的特征
被害人上述概念和内容，以及被害人本身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的诉讼地位，决定了被害人陈述所具有的特征：
1、被害人的陈述对查清案情和认定案件的事实有着特殊的作用。一般来说，被害人陈述比较真实客观，而且具有直接、形象、具体、生动地特点。对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结果揭露得比较明确具体。特别是那些同犯罪分子有过直接接触，例如抢劫、强奸、绑架、伤害等暴力犯罪案件。
2、被害人陈述具有真假难辨、虚实交叉的特点。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被害人陈述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或缩小客观事实。还有人故意捏造事实，谎报案情。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身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而产生报复心理，情绪偏激，夸大事实情节，导致陈述的虚假性；（2）在一些案件中，由于被害人精神高度紧张，观察不细，记忆模糊，而导致陈述不清，甚至是主观推断的虚伪陈述；（3）个别被害人出于个人私利或者其他不可告之的目的，无事生非，制造假陈述诬告陷害他人；（4）有的被害人出于个人的种种考虑，前途、名誉、家庭关系、子女利益，等等，有羞于口，不敢理直气壮地揭露犯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5）有的被害人出于亲情或者请客送礼，或者金钱收买，或者外国干扰，威逼恐吓，而作虚假陈述，等等。
所以，有学者将被害人陈述定义为一种辅助证据，作为甄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以及其他证据真实性的参照。
分析至此，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归纳出被害人陈述具有下列证据效力：
1、被害人陈述是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证据；
2、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根据；
3、被害人陈述如果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可以作为定案的重要证据；
4、被害人陈述在其他证据的印证下作为定案根据时，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当然，被害人陈述要具有证据效力，还必须排除取得该供述的非法性因素。即，被害人陈述要具有证据效力，必须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对被害人陈述的收集及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对被害人陈述的收集，主要是通过询问的方式，适用与询问证人的程序，在侦查、审查起诉环节主要是制作询问笔录的方式加以固定和保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在制作询问被害人笔录时，应当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进行。这些规定有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因此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所取的陈述，不具备证据效力。
二、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完善。
1.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主要是应当明确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解释》第58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显然，在直接的表述中，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这一类言词证据。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的排除与否，立法及司法解释皆不明确。这无疑是证据制度完善之障碍。虽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利于打击犯罪[3]，但非法取证行为毕竟直接侵害了涉讼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对社会公众全体构成了潜在的危害。同时我国刑诉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久禁不止一定程度上与立法的宽容有关。再次，绝对排除规则内含的权利保障观念与新刑法增强的被告人权利保护相适应。由此，我国在立法中应以更严谨的表述明确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原则。
2、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或辩方认为被害人在审前陈述不真实的实行质证原则
被害人陈述绝大多数为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和控诉证据，是反映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来源，对定案起着关健作用。该种证据发生变化往往影响整个案件的处理，给司法人员处理案件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林某抢劫案，被害人刘某起诉阶段陈述变化，称其在被抢劫时遭林某强奸，并解释其当时没向侦查机关陈述这一事实是顾虑自己的名誉。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认为应当控告强奸事实，并陈述被强奸时见到林某右下腹有刀口痕，被强奸后其随手拾起一毛巾擦阴部，并把毛巾塞到一墙缝。被害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内知证据，无论从其解释的合理性、可信性都是很高的。经查林某曾作过阑尾切除术，又经现场勘验提取了毛巾，经DNA鉴定有林某精液残留物和刘某分泌物。林虽不供认强奸事实，但有被害人陈述及物证、鉴定结论支持仍可认定林某强奸。再如如刘某强奸案，庭审中，辩方提供了被害人肖某的书面证言，称刘与其是通奸而非强奸，针对被害人陈述的忽然变化，公诉人及时提出休庭，并找到被害人肖某询问，经过细致的谈话，被害人道出了被告人的姐姐、姐夫多次带礼物贿赂被害人，并威逼相加的实情。被告人的姐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通奸证言，要求被害人签字捺印，请求其改变陈述，其被迫签字捺印，并非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害人陈述发生变化现象日益引起司法各界的关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可以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根据。同时还规定这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如何查证这些证据，《刑事诉讼法》对每种证据的规定是不同的，其中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鉴定人出庭的除外）、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只要求在庭审中出示，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后，法庭便可以审查确认这些证据的法律效力。而对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两种证据的审查，《刑事诉讼法》却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对证人证言规定要求在庭审中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质证，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后审查确认证明效力。辩护人和被告人也有权要求证人出庭以便对其质证。据此可见，在立法上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可以让各方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法庭对证人的审查也是严谨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审查的规定更为严格，因为庭审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无疑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审查是最慎重最充分的。《刑事诉讼法》唯独没有对被害人陈述如何质证，是否需要出庭，审判人员、辩护人、被告人是否有权要求被害人出庭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一般只将被害人出具的书面材料或办案机关的询问笔录当庭宣读，听取各方意见后认定其法律效力。《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出庭之所以没做更多的要求，无疑是考虑保护被害人的各种权益。但是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审判实践中常常会由于这种特殊关系而使被害人的陈述难辨真伪，法庭稍有不慎就会把被害人不真实的陈述认定为可靠的证据用来定案。而且一般情况，办案机关对被害人的陈述笔录相对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来说更容易被采信，用作定案证据。因此，在立法上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也应当有具体要求，对被害人是否应当出庭接受质证，被告人、辩护人是否有权申请被害人出庭，法官有无权利要求被害人出庭接受质证，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因为被害人是否出庭有时会直接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同时如果被告人、辩护人不能要求被害人出庭进行质证也是剥夺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入世以后要履行我国于其他成员方一样的“执法公开、公正”的承诺，如果对被害人的陈述不公开质证也是不符合WTO有关规则的。从下面的一起强奸案件中可以更充分的认识到在刑事诉讼中有的案件要求被害人出庭接受质证的必要性。被害人李某与同事张某在张家发生了性行为。一个月后，有人揭发李某有卖淫行为，李某被公安机关传讯，在公安机关传讯的第二天，李某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曾与张某发生了性行为，并指控张某强奸了她。公安机关传讯张某后，张某承认了与刘某发生两性关系的事实，但否认该行为是强奸，称李某是为了借钱主动找的张某，在张家发生的性行为。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通过阅卷、会见被告人，发现了被害人的陈述和询问笔录有很多疑点，经过和审判人员沟通，要求被害人出庭当庭询问详细情节。此案恰好被害人也聘请律师代理参加诉讼。法庭便通知被害人出庭，在庭审过程中，经审判长允许，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对被害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使被害人的陈述暴露出了大量的矛盾。主要有：一、被害人李某是用自己的手机与张某联系后去张家的，但被害人在公安机关却编造称是在路上张某遇到张，被朱某骗去的。当时辩护人出示了在某移动公司提取的李某手机通话清单，被害人无言以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二、李某在公安机关时称是回家路上路过张家时去的张家，可是辩护人问她回家路线时，她又编造了谎言，当辩护人告知她说的路线是不通往其住所时，她再次无法回答。诸如此类被害人所做的回答不符合事实之处比比皆是。经过质证，法庭否定了被害人在公安和检察机关的陈述材料。最后判决被告人朱某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充分考虑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被害人与刑事案件的特殊利害关系，而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享有独特的诉讼权利，使得被害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每个阶段所作的陈述，都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使用。同时我国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被害人有出庭的义务，被害人陈述往往以书面形式在法庭出现。在被害人陈述经历了多个诉讼环节情况下，很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陈述的变化。为确保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应增加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证言必须经法庭质证，而对被害人陈述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质证程序。把被害人出庭质证立法，证据要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才更能分清真伪。
3、对被告人不供、翻供和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 建立侦查证人制度。
面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现象发生，从而使控方取证合法性倍受争议乃至被质疑的情形之下，在我国建立侦查证人制度，以证明审判外被害人陈述等审判外证据的合法性，已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建立侦查证人制度，是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逻辑延伸。如上所述，控方不仅对实体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于诸如取证的合法性等程序事实也负有举证责任。控方为了证明审判外被害人陈述获得的合法性，固然可通过提供记录讯问过程的录音带、录像带以及被害人自行书写的方式证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仍有其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的刑事审判原则。侦查人员出庭，就程序的相关事实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这是刑事审判中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二是有利于澄清事实，揭露被害人虚假、不实之词，维护侦查机关、侦查部门的形象。实践表明，绝大部分的案件被害人庭上改变陈述纯系无理而没被采纳，但其陈述的事由几乎无一例外地声称是侦查人员逼迫、诱骗所致，公诉人尽管也予以驳斥，但唯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才真正具有证明力和说服力。三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推动、促进证人出庭。证人不愿意出庭、证人到庭率低，已成为困扰当前刑事庭审方式变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无形中发挥了一种“表率”、“示范”的作用。
注：[1]、《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页；
[2]、《法学译丛》1987年第3期载《国家干预和无被害人的犯罪》，[美]乔治•p•威尔逊等著；
[3]、《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宋英辉著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
参考书目：[1]、樊崇义主编的《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何家弘主编的《证据学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张绍彦主编《犯罪学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4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5年10月31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计划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行业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规范房地产开发行为，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市、县（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实施房地产开发管理，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应当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管理。
各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业务上接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
计划、规划、土地、房产、物价、财政、税务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计划
第五条 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市规划的要求，会同规划、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编制房地产开发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经计划部门审查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编制房地产开发中长期发展规划，应坚持旧城改建与新区开发相结合，优先开发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污染严重及危房集中的区域，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的建设。
第七条 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房地产开发中长期发展规划，分解制定年度开发计划，报计划部门审查。年度开发计划中的综合开发率应当符合同级人民政府的规定。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开发能力，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房地产开发项目。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房地产年度开发计划，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申报的开发项目计划进行综合平衡，报计划部门批准后，负责监督实施。
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拍卖、招标的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用地性质明确，规划部门提供了明确的规划设计条件的，不再办理立项审批手续。
第九条 涉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项目，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计划部门实行专项管理。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级下达的年度出让国有土地控制指标和本级房地产年度开发计划，制定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查，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因涉外房地产开发等特殊情况需调整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的，应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应以综合开发为主，综合开发用地不得低于本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的百分之六十。
第十二条 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必须符合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
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应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拍卖、招标、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纳入年度开发用地计划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划拨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项目的规划设计、开发期限、基础设施和配套建筑的建设、拆迁补偿安置等提出要求，并出具《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提交负责土地出让或划拨的管理部门，作为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必备内容或划拨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的内容之一。
第十四条 房地产综合开发需占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依法统一征用。
第十五条 以拍卖、招标或协议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拍卖、招标或协议出让之前，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提出明确的规划设计条件。
第十六条 以拍卖或招标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申请参加竞买或投标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应的等级资格；
（二）具有应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拆迁安置费用；
（三）具有该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百分之二十五的自有资金或相应的资金来源；
（四）符合国家、省、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配合土地管理部门按国家和省规定，做好房地产开发用地使用权的拍卖、招标、协议出让和土地使用权划拨工作。
第十八条 以拍卖或招标的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综合开发，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需要拆迁的，由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拆迁管理机构按管理权限组织统一拆迁。
拆迁安置、补偿事宜，按拆迁管理法规规定执行。
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行业管理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一个月内，持备案申请报告、营业执照等有关资料，向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下列条件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等级资格，申报或发放等级资格证书：
（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状况；
（二）自有资金数量；
（三）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四）国家和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等级资格实行年度审验制度。
第二十二条 对按照城市规划要求需要进行配套建设的，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教育、邮政、绿化等配套设施提出明确的规划设计指标。
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按照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的规划设计指标进行房地产综合开发，使配套设施建设与商品房建设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第二十三条 建设、计划、土地、规划等有关部门在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手续时，应当严格控制零星、分散的开发项目，保证综合开发率符合同级人民政府的规定。
对零星、分散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可以征收房地产综合开发费。综合开发费全额上缴财政，按专项资金管理，用于综合开发配套设施建设。
房地产综合开发费的征收标准，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物价、财政部门拟定，报省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从事下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享受优惠政策：
（一）建筑面积十万平方米以上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二）高科技项目、列入重点工程的工业项目；
（三）大型商业服务设施；
（四）安居工程、解困房等居民住宅；
（五）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
（六）完成的绿地面积达到总用地面积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建设项目。
前款规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优惠政策，国家和省有规定的，按国家和省规定执行；国家和省未作规定的，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由开发企业按有关规定自主选择具有相应资格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其他部门或单位不得非法干涉。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设计、施工的技术标准、规范。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加强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监督，并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负责。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设计、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关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成后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组织有关部门按市人民政府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对房地产综合开发项目应当同时验收其配套设施。经验收合格的，发给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
。
房地产开发项目未经验收或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的居住小区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实行物业管理。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房地产开发企业集资、摊派和提高标准收费或重复收费。
对违法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费、罚款、集资或摊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权拒绝，并可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控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给予警告、降低等级资格，情节严重的取消或报请上级取消其等级资格：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等级资格申报中弄虚作假的；
（二）未按规定的期限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的；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接受等级资格年审的。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房地产开发等级资格证书或擅自超越等级资格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未经验收交付使用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并处总投资千分之一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划设计指标进行配套建设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配套建设；逾期未完成的，责令承担配套建设工程费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完成配套建设，并可处以配套建设工程费用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备案手续时，刁难、敲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二）在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级资格中，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三）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级资格年审中，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进行竣工验收的；
（五）强制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指定的建筑施工队伍和建筑材料的；
（六）其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违法活动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同时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部门还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但不得重复罚款和没收财物。
罚款和没收财物一律上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办公用房、职工住房、厂房等自用房屋建设，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1995年10月31日
周厚先
[摘要]：被害人陈述是一种直接证据，由于这种证据有利于侦查部门及时破案，能直接指控犯罪；本文首先从什么是被害人，特征，被害人陈述的收集、审查、判断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效力进行论述；从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实行直接言词原则；对被告人不供、翻供和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 建立侦查证人制度。三方面建议完善被害人陈述的制度。
关键词：被害人陈述、证据效力、完善制度
一、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
正确认识、把握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就必须先确定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和特征。笔者认为，被害人陈述，是指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就其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事实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所作的陈述。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受害者，对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结果，陈述得比较详细、全面。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影响，被害人陈述有可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探讨，我们要正确了解被害人陈述，就必须先掌握被害人的概念及特征。
（一）被害人有如下特征：
（1）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当事者
被害人不仅是犯罪行为的承受者，同时也是犯罪案件的一方当事者。在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同时，被害人也经历了犯罪事件的全过程，了解犯罪事件的真相。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很多国家把被害人的陈述列为证人证言，要求被害人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也缘于此因。因此，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便离不开被害人的合作与配合，不论是侦查机关还是审判机关，都应当调动被害人参加诉讼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如实陈述案情，大胆出庭作证。
（2）被害人是与诉讼结局有利害关系的人
被害人作为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他们与警方合作，或直接参加诉讼，目的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请求赔偿或补偿恢复合法权益。为使这一目的实现，被害人应当有参加诉讼活动的权利，在诉讼中占有一席之地，享有为维护和恢复自身合法权益所必需的诉讼权利。主持诉讼的国家机关应当倾听被害人对诉讼案件处理意见及恢复自身权益的请求，以使案件的处理更趋公正。
（A）被害人应当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及其他亲友虽然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但这些人不属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B）必须是其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法权益包括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
这是被害人最显著的特征。唯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才成其为被害人。被害人学的创始人之一，以色列的律师杰明•门德尔松用“被害性”[1]这个概念来概括被害人的共同特性，也反映了这一特征。从被侵害的利益上看，被害人受到侵害的是合法权益，即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既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权利和利益。从被害原因上看，被害人合法权益遭受的是来自犯罪行为的侵害。尽管不同国家对犯罪的定义、犯罪的种类、罪名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刑事被害人必须是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在犯罪行为实施的同一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与犯罪行为的承受者。当然，也有一些犯罪案件没有被害人，这类案件在欧美国家被称为“无被害人犯罪”案件。 [2]这些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或社会利益，它虽没有直接的明显的被害人，但仍存在间接的、潜在的被害人。如贩毒案件，由于吸毒者自愿购买毒品而不能成为受害者，但实施戒毒，吸毒者家属或社会为此支付的高昂费用，使吸毒者家属或纳税人成为间接受害者。只不过这种间接被害人一般不被看作是刑事被害人。
（C）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一直把自然人作为被害人。近年来，关于法人能否作为被害人，我国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仍坚持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法人不能作为被害人，但是，我国１９８７年公布的海关法和以后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或补充规定以及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生效的刑法都明确规定的法人（单位）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给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划上一个句号。由此可以看出，法人在经营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要由其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负责。同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人被害人同样可以由其代表人参加诉讼，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总之，我们认为被害人中应包括法人，法人被害人应当而且可以有自己的陈述，这一陈述由其法定代表人作出，也可以委托并授权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代理授权的诉讼行为。 （4）由于被害人的身份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因而被害人应当是特定的人，具有不可代替性。被害人的特定性决定了其陈述的专属性，即不能由其他人来代替被害人陈述案件事实和被害的经过。如果其他人感知了这一犯罪事实，也只能以证人身份来作证。即使是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有权代理被害人参加诉讼活动，提出具体的诉讼要求，也不能代替被害人陈述案情，提供被害人陈述这种诉讼证据。至于一个案件有没有被害人，或有几个被害人，要因案而异。
（二）被害人陈述的特征
被害人上述概念和内容，以及被害人本身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的诉讼地位，决定了被害人陈述所具有的特征：
1、被害人的陈述对查清案情和认定案件的事实有着特殊的作用。一般来说，被害人陈述比较真实客观，而且具有直接、形象、具体、生动地特点。对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结果揭露得比较明确具体。特别是那些同犯罪分子有过直接接触，例如抢劫、强奸、绑架、伤害等暴力犯罪案件。
2、被害人陈述具有真假难辨、虚实交叉的特点。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被害人陈述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或缩小客观事实。还有人故意捏造事实，谎报案情。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身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而产生报复心理，情绪偏激，夸大事实情节，导致陈述的虚假性；（2）在一些案件中，由于被害人精神高度紧张，观察不细，记忆模糊，而导致陈述不清，甚至是主观推断的虚伪陈述；（3）个别被害人出于个人私利或者其他不可告之的目的，无事生非，制造假陈述诬告陷害他人；（4）有的被害人出于个人的种种考虑，前途、名誉、家庭关系、子女利益，等等，有羞于口，不敢理直气壮地揭露犯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5）有的被害人出于亲情或者请客送礼，或者金钱收买，或者外国干扰，威逼恐吓，而作虚假陈述，等等。
所以，有学者将被害人陈述定义为一种辅助证据，作为甄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以及其他证据真实性的参照。
分析至此，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归纳出被害人陈述具有下列证据效力：
1、被害人陈述是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证据；
2、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根据；
3、被害人陈述如果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可以作为定案的重要证据；
4、被害人陈述在其他证据的印证下作为定案根据时，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当然，被害人陈述要具有证据效力，还必须排除取得该供述的非法性因素。即，被害人陈述要具有证据效力，必须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对被害人陈述的收集及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对被害人陈述的收集，主要是通过询问的方式，适用与询问证人的程序，在侦查、审查起诉环节主要是制作询问笔录的方式加以固定和保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在制作询问被害人笔录时，应当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进行。这些规定有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因此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所取的陈述，不具备证据效力。
二、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完善。
1.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主要是应当明确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解释》第58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显然，在直接的表述中，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这一类言词证据。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的排除与否，立法及司法解释皆不明确。这无疑是证据制度完善之障碍。虽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利于打击犯罪[3]，但非法取证行为毕竟直接侵害了涉讼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对社会公众全体构成了潜在的危害。同时我国刑诉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久禁不止一定程度上与立法的宽容有关。再次，绝对排除规则内含的权利保障观念与新刑法增强的被告人权利保护相适应。由此，我国在立法中应以更严谨的表述明确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原则。
2、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或辩方认为被害人在审前陈述不真实的实行质证原则
被害人陈述绝大多数为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和控诉证据，是反映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来源，对定案起着关健作用。该种证据发生变化往往影响整个案件的处理，给司法人员处理案件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林某抢劫案，被害人刘某起诉阶段陈述变化，称其在被抢劫时遭林某强奸，并解释其当时没向侦查机关陈述这一事实是顾虑自己的名誉。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认为应当控告强奸事实，并陈述被强奸时见到林某右下腹有刀口痕，被强奸后其随手拾起一毛巾擦阴部，并把毛巾塞到一墙缝。被害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内知证据，无论从其解释的合理性、可信性都是很高的。经查林某曾作过阑尾切除术，又经现场勘验提取了毛巾，经DNA鉴定有林某精液残留物和刘某分泌物。林虽不供认强奸事实，但有被害人陈述及物证、鉴定结论支持仍可认定林某强奸。再如如刘某强奸案，庭审中，辩方提供了被害人肖某的书面证言，称刘与其是通奸而非强奸，针对被害人陈述的忽然变化，公诉人及时提出休庭，并找到被害人肖某询问，经过细致的谈话，被害人道出了被告人的姐姐、姐夫多次带礼物贿赂被害人，并威逼相加的实情。被告人的姐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通奸证言，要求被害人签字捺印，请求其改变陈述，其被迫签字捺印，并非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害人陈述发生变化现象日益引起司法各界的关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可以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根据。同时还规定这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如何查证这些证据，《刑事诉讼法》对每种证据的规定是不同的，其中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鉴定人出庭的除外）、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只要求在庭审中出示，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后，法庭便可以审查确认这些证据的法律效力。而对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两种证据的审查，《刑事诉讼法》却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对证人证言规定要求在庭审中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质证，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后审查确认证明效力。辩护人和被告人也有权要求证人出庭以便对其质证。据此可见，在立法上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可以让各方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法庭对证人的审查也是严谨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审查的规定更为严格，因为庭审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无疑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审查是最慎重最充分的。《刑事诉讼法》唯独没有对被害人陈述如何质证，是否需要出庭，审判人员、辩护人、被告人是否有权要求被害人出庭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一般只将被害人出具的书面材料或办案机关的询问笔录当庭宣读，听取各方意见后认定其法律效力。《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出庭之所以没做更多的要求，无疑是考虑保护被害人的各种权益。但是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审判实践中常常会由于这种特殊关系而使被害人的陈述难辨真伪，法庭稍有不慎就会把被害人不真实的陈述认定为可靠的证据用来定案。而且一般情况，办案机关对被害人的陈述笔录相对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来说更容易被采信，用作定案证据。因此，在立法上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也应当有具体要求，对被害人是否应当出庭接受质证，被告人、辩护人是否有权申请被害人出庭，法官有无权利要求被害人出庭接受质证，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因为被害人是否出庭有时会直接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同时如果被告人、辩护人不能要求被害人出庭进行质证也是剥夺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入世以后要履行我国于其他成员方一样的“执法公开、公正”的承诺，如果对被害人的陈述不公开质证也是不符合WTO有关规则的。从下面的一起强奸案件中可以更充分的认识到在刑事诉讼中有的案件要求被害人出庭接受质证的必要性。被害人李某与同事张某在张家发生了性行为。一个月后，有人揭发李某有卖淫行为，李某被公安机关传讯，在公安机关传讯的第二天，李某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曾与张某发生了性行为，并指控张某强奸了她。公安机关传讯张某后，张某承认了与刘某发生两性关系的事实，但否认该行为是强奸，称李某是为了借钱主动找的张某，在张家发生的性行为。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通过阅卷、会见被告人，发现了被害人的陈述和询问笔录有很多疑点，经过和审判人员沟通，要求被害人出庭当庭询问详细情节。此案恰好被害人也聘请律师代理参加诉讼。法庭便通知被害人出庭，在庭审过程中，经审判长允许，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对被害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使被害人的陈述暴露出了大量的矛盾。主要有：一、被害人李某是用自己的手机与张某联系后去张家的，但被害人在公安机关却编造称是在路上张某遇到张，被朱某骗去的。当时辩护人出示了在某移动公司提取的李某手机通话清单，被害人无言以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二、李某在公安机关时称是回家路上路过张家时去的张家，可是辩护人问她回家路线时，她又编造了谎言，当辩护人告知她说的路线是不通往其住所时，她再次无法回答。诸如此类被害人所做的回答不符合事实之处比比皆是。经过质证，法庭否定了被害人在公安和检察机关的陈述材料。最后判决被告人朱某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充分考虑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被害人与刑事案件的特殊利害关系，而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享有独特的诉讼权利，使得被害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每个阶段所作的陈述，都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使用。同时我国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被害人有出庭的义务，被害人陈述往往以书面形式在法庭出现。在被害人陈述经历了多个诉讼环节情况下，很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陈述的变化。为确保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应增加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证言必须经法庭质证，而对被害人陈述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质证程序。把被害人出庭质证立法，证据要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才更能分清真伪。
3、对被告人不供、翻供和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 建立侦查证人制度。
面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现象发生，从而使控方取证合法性倍受争议乃至被质疑的情形之下，在我国建立侦查证人制度，以证明审判外被害人陈述等审判外证据的合法性，已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建立侦查证人制度，是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逻辑延伸。如上所述，控方不仅对实体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于诸如取证的合法性等程序事实也负有举证责任。控方为了证明审判外被害人陈述获得的合法性，固然可通过提供记录讯问过程的录音带、录像带以及被害人自行书写的方式证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仍有其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的刑事审判原则。侦查人员出庭，就程序的相关事实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这是刑事审判中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二是有利于澄清事实，揭露被害人虚假、不实之词，维护侦查机关、侦查部门的形象。实践表明，绝大部分的案件被害人庭上改变陈述纯系无理而没被采纳，但其陈述的事由几乎无一例外地声称是侦查人员逼迫、诱骗所致，公诉人尽管也予以驳斥，但唯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才真正具有证明力和说服力。三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推动、促进证人出庭。证人不愿意出庭、证人到庭率低，已成为困扰当前刑事庭审方式变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无形中发挥了一种“表率”、“示范”的作用。
注：[1]、《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页；
[2]、《法学译丛》1987年第3期载《国家干预和无被害人的犯罪》，[美]乔治•p•威尔逊等著；
[3]、《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宋英辉著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
参考书目：[1]、樊崇义主编的《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何家弘主编的《证据学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张绍彦主编《犯罪学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
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
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4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5年10月31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计划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行业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规范房地产开发行为，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市、县（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实施房地产开发管理，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应当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管理。
各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业务上接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
计划、规划、土地、房产、物价、财政、税务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计划
第五条 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市规划的要求，会同规划、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编制房地产开发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经计划部门审查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编制房地产开发中长期发展规划，应坚持旧城改建与新区开发相结合，优先开发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污染严重及危房集中的区域，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的建设。
第七条 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房地产开发中长期发展规划，分解制定年度开发计划，报计划部门审查。年度开发计划中的综合开发率应当符合同级人民政府的规定。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开发能力，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房地产开发项目。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房地产年度开发计划，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申报的开发项目计划进行综合平衡，报计划部门批准后，负责监督实施。
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拍卖、招标的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用地性质明确，规划部门提供了明确的规划设计条件的，不再办理立项审批手续。
第九条 涉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项目，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计划部门实行专项管理。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级下达的年度出让国有土地控制指标和本级房地产年度开发计划，制定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查，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因涉外房地产开发等特殊情况需调整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的，应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应以综合开发为主，综合开发用地不得低于本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的百分之六十。
第十二条 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必须符合年度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
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应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拍卖、招标、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纳入年度开发用地计划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划拨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项目的规划设计、开发期限、基础设施和配套建筑的建设、拆迁补偿安置等提出要求，并出具《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提交负责土地出让或划拨的管理部门，作为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必备内容或划拨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的内容之一。
第十四条 房地产综合开发需占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依法统一征用。
第十五条 以拍卖、招标或协议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拍卖、招标或协议出让之前，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提出明确的规划设计条件。
第十六条 以拍卖或招标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申请参加竞买或投标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应的等级资格；
（二）具有应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拆迁安置费用；
（三）具有该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百分之二十五的自有资金或相应的资金来源；
（四）符合国家、省、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配合土地管理部门按国家和省规定，做好房地产开发用地使用权的拍卖、招标、协议出让和土地使用权划拨工作。
第十八条 以拍卖或招标的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综合开发，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需要拆迁的，由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拆迁管理机构按管理权限组织统一拆迁。
拆迁安置、补偿事宜，按拆迁管理法规规定执行。
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行业管理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一个月内，持备案申请报告、营业执照等有关资料，向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下列条件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等级资格，申报或发放等级资格证书：
（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状况；
（二）自有资金数量；
（三）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四）国家和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等级资格实行年度审验制度。
第二十二条 对按照城市规划要求需要进行配套建设的，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教育、邮政、绿化等配套设施提出明确的规划设计指标。
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按照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的规划设计指标进行房地产综合开发，使配套设施建设与商品房建设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第二十三条 建设、计划、土地、规划等有关部门在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手续时，应当严格控制零星、分散的开发项目，保证综合开发率符合同级人民政府的规定。
对零星、分散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可以征收房地产综合开发费。综合开发费全额上缴财政，按专项资金管理，用于综合开发配套设施建设。
房地产综合开发费的征收标准，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物价、财政部门拟定，报省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从事下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享受优惠政策：
（一）建筑面积十万平方米以上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二）高科技项目、列入重点工程的工业项目；
（三）大型商业服务设施；
（四）安居工程、解困房等居民住宅；
（五）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
（六）完成的绿地面积达到总用地面积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建设项目。
前款规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优惠政策，国家和省有规定的，按国家和省规定执行；国家和省未作规定的，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由开发企业按有关规定自主选择具有相应资格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其他部门或单位不得非法干涉。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设计、施工的技术标准、规范。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加强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监督，并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负责。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设计、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关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成后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组织有关部门按市人民政府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对房地产综合开发项目应当同时验收其配套设施。经验收合格的，发给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
。
房地产开发项目未经验收或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的居住小区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实行物业管理。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房地产开发企业集资、摊派和提高标准收费或重复收费。
对违法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费、罚款、集资或摊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权拒绝，并可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控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给予警告、降低等级资格，情节严重的取消或报请上级取消其等级资格：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等级资格申报中弄虚作假的；
（二）未按规定的期限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的；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接受等级资格年审的。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房地产开发等级资格证书或擅自超越等级资格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未经验收交付使用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并处总投资千分之一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划设计指标进行配套建设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配套建设；逾期未完成的，责令承担配套建设工程费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完成配套建设，并可处以配套建设工程费用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市、县（市）、上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备案手续时，刁难、敲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二）在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级资格中，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三）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级资格年审中，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进行竣工验收的；
（五）强制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指定的建筑施工队伍和建筑材料的；
（六）其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违法活动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同时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部门还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但不得重复罚款和没收财物。
罚款和没收财物一律上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办公用房、职工住房、厂房等自用房屋建设，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1995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