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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A与B系夫妻关系。2012年3月15日，夫A向C某借款50万元，并向C某打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C某人民币50万元整，利息2分， 2012年5月14日前归还，借款人夫A。期满后C某向夫A催要该款3次，夫A一直未还，后干脆更换手机号码，致使C某无法联系到夫A。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2012年7月15日C某以夫A与妻B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偿还50万元借款及利息。开庭审理时，夫A没有到庭，妻B到庭述称两个多月来夫A就一直没有归家，家人也无法联系到他，而且这两年来与夫A之夫妻关系一直紧张；并认为，自己对夫A向C某借款根本不知情，也未用于共同生活，该借款不应当由自己来还，不应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C某亦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两被告共同生活。

【争议焦点】

在审理过程中，该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夫A以个人名义借款,妻B是否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二是夫A以个人名义借款是否应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妻B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由于妻B表示对夫A向C某借款根本不知情，并未就借条所载内容提出任何抗辩，在法院实际审理中，尚存在一个争议焦点，即对“利息2分”如何理解、约定的利息率是否能够得到法律保护。

【王律师分析】

首先，如何理解本借条约定的“利息2分”，“利息2分”能否得到法律保护？

所谓利息，又称利息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借款人所借本金数额的比率，在民间借贷中，自然人之间借款可分为有息和无息借款两种；有息借款的利息率分为年利率和月利率两种，本案借款日期为2012年3月15日，还款日期为2012年5月14日，时间为2个月，借条中约定的“利息2分”应为月利息率，将其理解为“每月支付2分钱利息”或者作为年利息率有悖于常理。
此外，“利息2分”的月利率是符合法律规定限度的。根据《合同法》第211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发[1991] 21号）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1999年2月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3号）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民)发[1991]21号的有关规定办理。这一规定的精神同样在2011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中得到了体现和强调。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人民币短期贷款6个月（含）的基准年利率为6.10%，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期间民间借贷可保护的年利率为24.4%，可保护的月利率大于2%，因此，夫A具立给C某的借条约定“利息2分”，属于法律保护的利息率范围。

其次，夫A以个人名义借款,妻B是否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虽妻B述称与夫A夫妻关系紧张，然诉讼时妻B与夫A婚姻关系是存续的。因此，虽然妻B未在借条上签名但是借款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债权人C某就可以将夫A与妻B夫妻双方列为共同被告起诉，法院一般也会认为主体是适格的。

最后，夫A以个人名义借款是否应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妻B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

那么何为夫妻共同债务呢？根据《婚姻法》第41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或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基于此，笔者认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为前提，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于本案而言，夫A该笔借款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需要考虑该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果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使未在借条上签字的妻B也要承担还款责任；如果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是属于夫A个人债务，未在借条上签字的妻B就不承担还款责任。在法院审理过程中，C某认为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妻B否认该款用于共同生活，且C某未能举证证明该借款已用于两被告的共同生活，也没有证据证明妻B分享了该笔借款带来的利益。因此该借款宜认定为夫A的个人债务，应由其个人偿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确立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其立法本意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而保护交易安全。但是，如果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所有债务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合法的婚姻关系所要承担的风险明显大于同居关系，这一规则的立法价值导向必然会出现偏移；其次，如果债务人配偶不知举债事实，怎么可能去证明举债时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最后，夫妻约定财产制限于夫妻内部,债务人配偶亦无法来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显然，这一规则的确立，难以实现司法正义。
当然，本案亦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自然人民间借贷时，债权人收受借条要斟酌，一是利率约定须明确，且不要超过法律保护的限度；二是借款应由夫妻双方均签字画押，否则，很容易导致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王冠华，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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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诉权看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扩大

金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就形同空文，诉权正是这种保障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1款的规定不恰当地缩小了民事诉讼启动主体范围，限制了公民的诉权。目前学界所通行的诉权二元论所存在的缺陷也不利于对诉权进行完善的保护。有必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对诉权进行探讨，为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大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关键词]：诉权 权利保护要件 启动主体 制度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种直接利害关系通常被定义为两层含意：请求法院保护的民事权益属于自己或受自己管理、支配并且这种利害关系是形式上的。由此可知，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不得提起民事诉讼。这种对诉讼启动主体适格性的限定过于狭窄，不利于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本文将结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诉权及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大进行分析，浅作探讨。
一、诉权是宪法权利
自然法观念孕育阶段，民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中便包含着一个重要原则：“当事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nemo judex sine actore）。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西方法治的发展，诉权被许多国家确立为公民基本宪法权利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其第５条和第６条规定民众享有接受裁判、第７条规定民众在民事诉讼中享有接受陪审裁判的诉讼权保障。基于二战期间人权被漠视与任意践踏的残酷现实，现代国家，尤其是德、日、意等国特别注重对人基本权利的保护，诉权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日本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中包含了对民众诉权的保障，新宪法第３２条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２４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自己权利与合法利益，得提起诉讼。”一些国际公约也对诉权的保障做了相应的规定。《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０条规定：“人人于其权利与义务受判定时及被刑事控告时，有权享受独立无私之法庭之绝对平等不偏袒且公开之听审。”《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相反，我国现行宪法甚至没有对诉权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公民即有提起诉讼、通过国家司法程序以实现其权利或恢复其权利原始状态的权利。要寻求国家公权利救济就必须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必然涉及到诉权的行使。诉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宪法基本权利中的任何一种。而我国宪法却未将其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从宪法层面上讲公民的诉权是缺乏保障的。虽从有关的诉讼制度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之事实可看出，我国事实上承认国民的诉权。但在诉权国际化、宪法化和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下，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诉权为基本权利以突显其宪法性地位有十分的必要。
二、民事诉权的内涵与外延
民事诉权是诉权的一种，指当事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我国现行民事诉权理论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虽然我国学者在移植时对其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并未改变其二元论的实质。一般认为诉权包括两层含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对于两者之含义国内学界又有不同的争论：
1、程序意义上的诉权：(a)法定权利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b)请求司法救济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c)诉讼程序请求资格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民事争议主体依据民事诉讼法获得的要求法院开始和进行诉讼程序以解决相关民事权利争议的请求资格。
2、实体意义上的诉权：(a)实体请求权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根据实体法规定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当事人主张实体请求的权利；(b)实体权利实现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权益的权利；(c)实体权利请求资格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一方依据实体法规定获得的，通过诉讼程序向相对方主张实体权利的请求资格。
法定权利说的缺陷在于，若法律没有赋予，或限制当事人进行诉讼，当事人程序上的诉权即被剥夺或限制，其实体权利无法受到有效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有此嫌疑。请求司法救济说把司法权架于公民诉权之上，司法救济似乎成为国家的恩赐，没有正确定位司法权。请求资格说把诉讼权表述成一种资格，把诉讼主体看作是民事案件的一个程序和实体的启动主体看待，一旦法院做出确认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行为，主体之诉权就得到了实现，并不关注具体诉权内容的实现。
诉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未经法定程序不可被剥夺；作为一个整体，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并为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平等地享有。结合我国当前的诉权理论并借鉴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学者的观点，可引入权利保护要件说，把诉权的存在归于权利保护要件的成立。
权利保护要件可分为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和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1、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包括当事人适格要件和保护必要的要件。
当事人适格要件是指当事人就特定的诉讼标的有实施诉讼的权能。这一要件与我国民事诉权理论中所指的程序上的诉权有相似之处。只要具备这一要件，当事人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不得以实体法对具体权利未做相应的规定而据绝受理。其外延体现为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和申请再审权。
保护必要的要件是指对于本案寻求司法保护的当事人，法院有保护其权利的必要，也就是说当事人在法律上有承受法院判决的利益和权利。其外延表现为应诉权和接受裁判权。这一要件在我国的诉权理论中是缺失的，尤其是接受裁判权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更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
引入此要件，对于完善我国诉讼实践有重大意义。法院可依此防止公民滥用诉权，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其次，把接受裁判作为诉讼主体的一项权利可强化当事人的权利意识；把对争议事实做出公正判决作为法官的义务，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合理地设定保护必要要件可以改变当前诉讼主体狭隘的现状，适当地扩大诉权主体的范围，对于保护公民个人及社会利益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2、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实体上的要件实际上是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保护要件，即当事人所主张的实体权利的正当性。此要件是当事人通过法庭审判最终实现诉权的关键，也是法院进行裁判的依据，具备这个要件的当事人的诉权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实体权利保护要件与二元说中实体上的诉权相类似。是当事人诉权存在与实现的实体依据。其外延表现为“胜诉权”。虽然实体保护要件究竟存在于哪一方在法庭判决前是未知的，但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争议双方之一方或第三方。若具有实体保护要件一方的相关诉讼请求得到法庭的支持，其实体权利就有实现的可能。

三、民事诉讼启动主体扩大的现实基础
只要当事人具备了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且其所主张的权利具有正当性（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当事人就可以行使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主体的规定是基于传统的民事私法理念：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利益得到最大满足社会利益也就得到最大满足，因此个人只需关注其自身利益（直接利害关系）即可。
现实恰恰与此相反。公民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关注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若社会利益妨碍了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就可能因此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另一方面，若社会利益的保护可以促进个体利益最大化，个体就会积极地参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出于个体自己管理、支配之外权益的受损很可能对个体的直接利益产生影响。如果直接利害关系人不提起诉讼，相关的危害行为不被制止，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在防止公民滥诉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地扩展诉讼主体的范围，扩大公民对自身利益关注的正面效应。诉权若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广泛地为公民所享有，未经法定的原因和程序，公民的诉权不能被剥夺。诉讼主体对于损害自己权益的事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受理此类诉讼纠纷是法院对民众的义务，立法、司法机关不应就此种损害对诉讼主体有否“直接利害关系”设置诸多限制。
其次，社会是由个体有机组合而成的，社会利益需要全体成员共同维护，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个体利益的损益并非不涉及国家、社会的利益；社会、国家利益的波动也会影响到个体权益的实现。当某危害事实出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仅与此危害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因危害事实间接遭受损失的相关主体也应可提起诉讼。
其三，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并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案件，也包括了部分商事案件、经济法案件和劳动法案件。在对上述案件的处理中，其价值理念和传统私法理念是有冲突的。这些案件不停留于个体私益层面而更多地涉及公众利益，当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冲突时，必要时个体利益应让位于公众利益。若法律规定上仍将诉讼主体资格局限于传统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就无法对此类纠纷做出有效的调整。
四、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构建
为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社会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公民诉权的实现，很有必要放开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对诉讼主体资格限制，扩大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资格的设定可从两个层面进行界定：一般民事诉讼案件启动主体和特殊民事诉讼案件启动主体。
（一）一般民事诉讼启动主体
一般民事诉讼是指传统民法所规定的仅涉及个体利益或虽涉及团（群）体利益但是此团（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与此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所进行的诉讼。其启动主体即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特殊民事诉讼启动主体
与案件有关的法益虽不直接涉及个人利益但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此而进行的诉讼为特殊民事诉讼，如对部分经济法、劳动法案件所进行的诉讼。此类案件的诉讼启动主体则可扩展到“检察机关以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1、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
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是与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相吻合的。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现行诉讼法体系，检察机关在传统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直接监督方式是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种事后监督形式单一而缺乏操作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不相称。
为更好地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职能，同时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应该具有完整的、全面的诉讼监督权，这种“完整性”、“监督性”应直接体现在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享有诉权。
2、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不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相关团体，其所关注的绝非仅仅只有与其直接相关的利益。当事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也使得他们在关心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件之外，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了诸如环境公害、垄断之类的案件。通过放宽起诉条件，扩大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范围，对鼓励公民积极维护其权利，充分发挥法人及社会团体相对于公民个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物质及技术优势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书目
1、《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