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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办理规定

（2004年6月25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29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规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办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代表议案，是指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依法联名提出，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交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办理，并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
　　代表议案既可以是单个的议事原案，也可以由多个相同或者类似的议事原案合并组成。
　　第三条 代表议案办理工作应当科学计划，精心组织，切合实际，讲求实效。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以下简称主任会议）领导、协调代表议案的督办工作。
　　 常务委员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是代表议案督办工作的办事部门，负责代表议案的登记、转交、联系等具体事务性工作。
　　具体督办工作由主任会议确定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督办部门）负责。
　　第五条 代表议案应当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后三十日内由常务委员会交付市政府办理。
　　第六条 市政府应当由市长或者指定的副市长负责代表议案办理工作，并确定相应的代表议案承办部门（以下简称承办部门）。
　　第七条 市政府应当根据代表议案的内容和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制定办理方案。
　　办理方案应当包括目标、责任、措施和完成时限等。
　　第八条 承办部门在草拟办理方案时应当听取代表议案领衔人和有关代表、常务委员会督办部门的意见。
　　第九条 市政府应当在代表议案交付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办理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十条 市政府认为代表议案可以在六个月内办理完毕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可以不提交办理方案，直接将办结报告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在接到市政府提请审议的办理方案后，由主任会议决定交有关督办部门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报告；初审报告经主任会议审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督办部门初审和常务委员会审议办理方案时，应当邀请代表议案领衔人和有关代表参加。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办理方案时应当作出决议或者决定。
　　办理方案未获得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市政府应当重新制定办理方案并提请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二条 承办部门应当定期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议案办理情况。
　　办理方案分阶段实施的，承办部门应当在每个阶段结束时向督办部门报告实施情况。报告可以采取书面形式。
　　第十三条 市政府在办理代表议案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需对办理方案的时间、措施等作较大调整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整方案报告。处理程序按照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代表议案办理完毕，市政府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交办结报告。处理程序按照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督办部门初审办结报告和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审议办结报告时，应当邀请代表议案领衔人和有关代表列席会议；涉及专门问题时，可以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列席会议；主任会议或者督办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办结报告时应当作出决议或者决定。办结报告未获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市政府应当继续办理，并按照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或者决定的要求重新提交办结报告。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或者督办部门应当定期组织代表对代表议案办理情况进行视察、检查。
　　对已经办结的代表议案，常务委员会应当组织代表进行复查。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代表依法就办理工作提出质询或者询问时，市政府及其承办部门应当予以答复。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向本届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代表议案办理情况，并将报告印发全体代表。
　　代表议案在本届市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内未办理完毕的，由下一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继续督办。
　　第十九条 有关承办部门违反本规定的，常务委员会应当要求有关部门限期改正，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对责任人给予处分。
　　第二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代表议案交由常务委员会办理的，按照《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代表议案交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他部门办理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法治社会形成原因及模式简论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2003级5班 张福坤


内容摘要：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而经济条件是根本。同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基于其本身的传统或特点使得法治社会形成时间必然不同，因此各自模式也便不同。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值得认真学习和探讨。
关键词：法治社会 法治 法制 法制现代化 法治社会模式

探讨法治社会，首先要回答一个基础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自1996年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后，李步云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较具有代表性和概括力的法治国家十项原则：（1）法制完备（2）主权在民（3）人权保障（4）权力制衡（5）法律平等（6）法律至上（7）依法行政（8）司法独立（9）程序正当（10）党要守法。[1]此十项原则很好的结合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可以作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模式。当然我们探讨的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严格意义上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关系又不可对立。建立法治社会需要法治国家的主导，而要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去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又必须建立法治社会为基础。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由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到逐渐辅以社会的多元立法执法；以国家的单一法制为主辅以社会规范为主，而国家法制逐渐缩小影响而最后至消亡。”[2]所以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本文重点探讨法治社会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

法治社会形成的必然

有学者指出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并非西方专有。（1）自国家产生以来便随即产生治理国家的两种主张即所谓人治和法治。中国古代孔子主张用“名君贤相”治理国家，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而古代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也主张人治即国家需要一个“哲学家成为国王”。主张法治的则有中国古代法家和西方亚里士多德。另有学者重点指出，人治与法治其实并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哪种治国方略更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统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古东方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都曾经选择过人治作为统治手段。在早期社会，其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只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其经济关系是一种依附的关系。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发展农业和控制社会。诚然，东西方确实不同，其不同在于西方较早的走上了法治之路。在西方走上法治之路过程中，理论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思想理论。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方能够摆脱自然经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形态。同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自然孕育着民主的因子，这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都具备是其很快走上法治之路成为了必然。在中国，虽然法家思想较早产生，但其自身与西方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法治主张个人权利，而中国的法家对法治的主张实际上并非与人治根本对立。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君主统治，个人只不过被其看作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加之，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法传统使其很难走上西方那样的法治道路。当然，西方法律发展史为中国走上法治之路提供了一个完全现成的模式和范本也成为了不可能。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其中自然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建国后经历的计划经济也是传统自然经济形成的依附关系所体现出的一种补充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仍需要长期的过程。

对我国来说，只有内在条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于1999年将其载于《宪法》，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法治之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中国只要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就可以形成法治社会，这是一种必然。

法治社会模式之讨论

上文已得出法治社会形成的根本条件应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法治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其他一些条件，特别是需要精神文化条件的支持，但那不是根本的。本文主要观点就是经济因素是一个决定因素，体现法治社会形成的共性，而精神文化因素则表现着法治社会形成的个性。因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及传统不同，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要不然当今社会为什么向全球一体化迈进？正是在以上基础上，按照法治社会的决定因素形成时间的早晚，我们把法治社会分为早发晚发型模式。（3）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看到，在有些学者编写的书籍里面，在论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按照动力来源及法律发展文明为依据，把法治社会分为外发内发及混合型三种模式。（4）在此涉及“法制”与“法治”二词，笔者认为法制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联系和一致的。而且，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正是从人治到现代法治转型并以法治为最终目标的。不妨先看一下三种模式的具体划分：第一种所谓内发型，可以英法美为例，他们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因素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导致，即商品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这与前一种划分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前种观点，不难看出所有的外发及混合型都应属内发型；第二种所谓外发型以俄日印为例，其形成是因为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传统对一个较为落后的法律传统的冲击所导致的。由于其内在生产力和其他条件不具备，自然的由外力充当了主要动力；最后一种是以中国新加坡为例的混合型，因为他们的法制现代化由内外力互相作用的合力催动的，由于这些国家传统历史悠久，社会内部市场化低工业化晚，不具备全部的内在条件，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发长的经济政治基础，所以传统与外来文化差异使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催化剂。

综上两种对法治社会模式的划分，其出发点在与前者也是笔者赞同的观点始终强调作为法治社会形成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因素的根本地位。按照前者划分法治社会模式标准，后者那种内发外发混合模式的划分就显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因为所有的法治社会都应该是内发型的，只是有早晚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始终没有忽视掉文化因素。正所谓“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有可能受到不同学说影响，其伦理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追求合理进步是人类共性。它可能被掩盖，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指南针。”[3]在这方面尤其反对“西方中心论”制约上，两者观点确是一致的。

结尾：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及法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正确的定位以内应该是在最终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下应坚持走下去。在此进程中要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包括理论价值观念等，按照本国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特点进行新的融合与创造，把中国独具特色的法律文明融入现代化进程中来。
（法治社会形成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由于本人知识储备所限，在此只谈及皮毛即其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而且文中观点不免稚嫩，不当之处，望多指正。）
注释：
（1）（3）观点出自马新福的“亚洲国家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一文，转于《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上，徐显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6
（2）引自《礼记 中庸》
（4）“法制现代化模式”出自《法理学》公丕详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
参考资料：
[1]李步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三期
[2]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载于《政治与法律》上海社科院1995年第一期
[3]杜恂诚《中国传统理论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