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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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犯制度探析

吴晓娴


一、我国累犯制度的概念与构成条件
　　对累犯从严惩处，是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之一。所谓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于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犯罪分子经过适用和执行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再犯性质比较严重的犯罪，表明他与初犯或者其他犯罪分子相比，主观恶性较大，人身危险性较大。因此我国刑法同样规定对累犯予以从重处罚。西方国家规定的累犯，通常可分为普通累犯、特别累犯和混合累犯三种。其中普通累犯，是指曾经犯过罪而又再犯罪，不问其犯罪的种别如何，一概认为是累犯。特别累犯，是指曾犯一定之罪又再犯此一定之罪或同类之罪，就构成累犯。混合累犯，是指刑法既规定普通累犯，又规定特别累犯，兼采普通累犯制和特别累犯制。我国刑法典第65条、第66条规定的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两种，其构成条件各异。
　　㈠一般累犯及其构成
　　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构成一般累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前罪与后罪是故意犯罪，这是构成累犯的主观条件。前罪是过失犯罪，或者后罪是过失犯罪，或者前后两罪均是过失犯罪的情况，均不能构成累犯。
　　2、前罪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也就是说，构成累犯的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须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如果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低于有期徒刑，或者其中之一低于有期徒刑，均不构成累犯。具体而言，若前罪被判处的刑罚是拘役、管制或者被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后罪虽然是后罪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也不构成累犯；反之，虽然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后罪却应当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同样也不能构成累犯。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人民法院最后确定的宣告刑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所谓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所犯后罪根据其事实和法律规定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指该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因为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每一罪刑单位的法定刑均包含有期徒刑，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则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刑法中累犯制度的基本精神。
　　3、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以内。所谓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附加刑是否执行完毕不影响累犯的认定。所谓赦免是指特赦。
　　㈡特别累犯的构成条件
　　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相对于一般累犯而言，是特别累犯，即指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受过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构成一般累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前罪与后罪必须均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行为人实施的前后两罪都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其中之一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就不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
　　2、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判处的刑罚的种类及其轻重不受限制。即使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之一被判处或者应当判处管制、拘役或者单处某种附加刑，也不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的成立。
　　3、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不受前后两罪相距时间长短的限制。
从以上我国刑法关于累犯的构成来看，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将刑法分则中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一般累犯制度的例外，加以界定，体现侵犯国家安全从严惩处的精神。审判实践中真正遇到特别累犯的情况较少，一般累犯应该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因而，加强累犯制度的研究，对推动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刑事犯罪的现装与累犯制度的缺陷
　　1996年严打以后，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及新形势下对犯罪状况的分析研究，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现行刑事法典。其中对1979年刑法典第61条规定的累犯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将构成累犯后罪发生的时间下限由原来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3年改为5年，进行了延长。其理由主要是因为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3年以后重新犯罪的仍占相当比例，有必要予以惩罚遏制。实践证明在当时这种规定是富有成效的，有利于积极巩固劳动改造成果使刑满释放人员时时检点自己、不敢再次以身试法，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威慑与自我约束，使其养成守法的习惯。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犯罪状况有了新的特点，据调查，自1997年到2004年八年的时间内，前四年累犯占总案犯的4.2%，过失犯罪占总案犯的6.3%，后四年累犯占总案犯的1.4%，过失犯罪占总案犯的19.3%。以上累犯数字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故意重新犯罪的比例逐年减少，从表面来看是收到了严打的效果。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看到，有一大部分犯罪是被排除在累犯打击的对象之外，即过失犯罪。而此类犯罪的迅猛增长，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犯罪形态，现行累犯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打防并举的良好社会效果。
　　司法实践中，有时候还会遇到累犯法律适用的难题。据统计，现行累犯，根据其犯罪亲身经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在总结教训之后，一般不再是重操旧业，所触犯后罪与已判刑罚侵犯的客体有很大不同，甚至为逃避法律制裁，选择一种新的、较轻的作案手段危害社会。因而，在检察机关起诉的时候，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以累犯提起公诉，而根据被告人所犯新罪的事实和情节，法院有时候需要对被告人处以拘役、管制或但处附加刑等较轻的刑罚，这样就存在公诉与判决的法律冲突问题，有碍司法的权威。使得再犯分子不能得到严惩的后果，判决的社会效应就不会充分体现。为此，加强司法实践，结合社会发展现状及世界各国刑法关于累犯制度的构成，制定与修改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就显得很有必要。
　　三、我国累犯制度的重构与设想
　　刑罚具有惩罚与保护，打击与预防的双重功能。和谐社会需要人民群众自觉知法守法，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对个别偶犯、初犯，以教育感化为目的，该依法从轻处罚的，就依法从轻处罚，尽早将其改造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对那些屡教不改，重新犯罪的人员，就应该充分发挥刑罚的严厉性，重拳打击，依法严惩，以教育惩戒个别不思悔改的犯罪分子，使其不敢再次触犯这根高压线，充分发挥刑罚的双重功能。为此我国刑法典应建立故意累犯与过失累犯的双重体制，在体现对累犯从严惩处的同时，平衡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大小，搞好利益权衡，区别对待。
　　对故意累犯应采用严格的尺度标准，即指曾经犯过罪而又在任何时候再故意犯罪，不问其犯罪的种别、刑罚的种类及轻重如何，均认定为累犯，依法从严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前罪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还是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只要后罪为故意犯罪，就认定为故意累犯，从重处罚。这样作出规定，以使得犯过罪的人在主观方面不再敢重涉违法犯罪的道路，考虑其人身自由所受限制等后果的严重性，而从内心深处打消犯罪的意图，自觉守法。
　　对过失累犯应根据其主观恶性较故意累犯轻微的特点，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已内作为时间界限较为适宜，即指曾经犯过罪的犯罪分子，其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过失犯罪，就构成过失累犯，对过失累犯应从重处罚，但不受刑法关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的限制。也就是说前罪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还是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只要后罪为过失犯罪，就认定为过失累犯。增加过失累犯制度及对此类犯罪处罚的灵活性，更能够体现我国刑罚对再次犯罪的严惩态度与过失累犯再次挽救的人文关怀，以有利于犯罪分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且使得该类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在打击犯罪分子的同时，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治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可求社会的和谐，文明、进步、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就要求法治的衡平性更显重要，适时调整我国刑罚典中有关内容，特别是个别法律适用问题，如累犯制度的修改，将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批复

1988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8）京高法字第76号《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该案双方争执之14间房产确系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之父孙兆骧1942年所购置。1951年重新登记房屋产权时，因孙兆骧表示过放弃产权，该房产权人改为孙兆麟、孙张氏，但不久，孙兆麟又将房产证及房屋归还孙兆骧，交其管理、使用。“文革”期间孙兆骧本人将该房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退给的房租结算款也交给了孙兆骧。孙兆骧长期对房屋行使所有权。孙兆麟、孙张氏生前从未提出异议。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以确认该房产权归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为宜。
此复

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的请示 （1988）京高法字第7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孙大鲲等6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因案情疑难，认识不一致，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情
孙兆骧（1984年2月死亡）于1942年在河南开封充任伪河南省政府民政厅主任课员时，与人合资经营粮店，购置了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6号及后院（大石碑胡同31号）房屋共计14间，产权登记在已去世的父亲孙诒谋名下，房产由孙兆骧的胞弟孙兆麟及二嫂孙张氏共同管理。1951年产权重新登记时，孙兆骧仍在河南工作，他当时向北京地政部门提交弃权书，声明：上述房产“系家父孙诒谋及二家兄兆骐（孙张氏之夫）恤金，经我弟兆麟经营行商所得利润留置，此房与我并无干，自无享受之权”遂将产权人改为孙兆麟（1978年去世）和孙张氏（1978年去世）平均共有。1951年8月，孙兆骧因历史问题被单位开除，由河南遣返回京，孙兆麟即把房产证交给孙兆骧，由其居住、管理、维修、收租。孙家亲友及承租人均认为产权系孙兆骧所有，在孙兆骧、孙兆麟的人事档案中，孙兆骧称自有房产14间，收取房租，孙兆麟称孙兆骧1942年买了一处房产，自己于1952年以前挪用过房租。“文革”中，孙兆骧将房产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通知孙大鲲（孙兆骧亲生子，已过继给孙张氏夫妇为子）领取房租结算款八百余元，由孙大鲲交给了孙兆骧。因此，孙兆麟的子女孙大瑛、孙大萍、孙大成、孙大庄提出异议。孙兆骧遂于1983年11月诉至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产权为自己所有。一审诉讼中孙兆骧死亡，由其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承继诉讼，并追加孙大鲲为共同原告。
二、第一、二审及再审处理结果
第一审法院根据产权登记与契证手续及孙兆骧的弃权声明，确认产权人系孙兆麟、孙张氏。因孙兆麟夫妇、孙张氏夫妇已死亡，对上述讼争房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判决孙大鲲继承分得房产8间，孙兆麟及其妻阎淑琴（1953年去世）的子女即被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共同继承房产6间。租金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鲲所有（已领走），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逾期滞纳金由孙大鲲负担。
原告孙大鲲等六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以孙兆骧弃权书系孙兆麟伪造为由提起上诉。
第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争执的房产，虽原为孙兆骧所购置，但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字据属本人亲笔所写，并鉴定无误，嗣后并经人民政府确认产权转移为孙兆麟及孙张氏所共有，多年来，对上述产权转移的事实从未发生过争执，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大鲲、孙大鹏、孙大钧、孙大玲、孙大秀、孙大明6人对终审判决仍不服，以原理由提出申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
再审中曾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中级法院认为：“房屋14间的产权应确认为孙兆骧所有，1951年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声明内容含混不清，且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采信。第一、第二审法院依此为据，将房屋确认孙兆麟和孙张氏所有，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孙兆骧现已死亡，其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但孙兆麟、孙张氏均对孙兆骧进行过较多的帮助，亦应分享孙兆骧的遗产。”据此，再审判决：撤销原第一、第二审判决；孙大鹏等5人分得房产6．5间，孙大鲲分得房产3间，孙大瑛等四人分得房产3间，另有门道1．5间归孙大鹏等五人与孙大鲲共同所有。房租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鹏等五人所有，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滞纳金由孙大鹏等五人补交。
再审判决后，孙大鲲、孙大鹏等6人仍不服，又以再审判决将房产3间判归孙大瑛等4人所有，与法不合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将房产全部确认为孙大鹏5人及孙大鲲所有。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的两种意见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一致认为再审改判所依据的“代位分享”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孙兆麟、孙张氏均先于孙兆骧死亡，主体早已不存在，不能再分享孙兆骧的遗产，其子女从法理上说，也不能“代位分享”，所以改判由孙大鲲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代位”分得孙兆骧的遗产是不妥的。对此，高、中两院已统一了认识，认为再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但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有较大分歧。
（一）孙兆骧于1951年所写的上述房产弃权声明书是否有效。
第一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的内容是虚假的。孙兆骧是由于自身的历史问题，对国家政策产生误解，违心所写的，不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仍应确认其为上述房产的产权所有人，孙兆骧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第二种意见认为：弃权书是孙兆骧个人所为的有效民事行为，但房产是孙兆骧与其妻孙吴氏的共同财产，孙兆骧无权全权处置，故弃权只能放弃属于孙兆骧自己的产权部分，而孙吴氏的产权应视为没有放弃。
第三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经鉴定确为孙兆骧本人亲笔所写，尽管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孙兆骧是因自己有伪身份，怕房产有被没收的可能，采取了规避的手段，但这种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过了30多年，他与他的妻子（1967年死亡）从未向有关部门提出更正，应视为孙兆骧妻子是默认的。因此，法律不能再予以保护，应当认为弃权书是有效的。
（二）产权证的效力。
第一种意见认为：解放后，产权登记时，孙兆骧弃权，而由孙兆麟、孙张氏登记产权，应视为孙兆骧的权宜之计，此后较长时间实际仍由孙兆骧行使管理权，故不应依房产证确定本案的产权的归属，而应从实际出发，认定为孙兆骧所有。
第二种意见认为：产权登记是国家对房产所有权的确认，经过三十多年孙兆骧夫妻从未提出异议，因此，应按契证确定产权人。
基于上述不同认识，审判委员会讨论中提出两种处理意见：
（一）确认产权属于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
（二）确认产权属孙兆麟、孙张氏共有，由他们的子女孙大鲲和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继承。
多数审判委员会委员同意第一种意见，当妥，请批示。
198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