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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

作者 龙波


一、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含义
刑事损害赔偿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通过对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刑事损害赔偿是指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具体被害人的赔偿，这里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也包括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同时刑事损害赔偿对于量刑也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
刑事损害赔偿能否得到真正执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赔偿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损害被害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关注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致力于赔偿判决的切实执行。然而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刑事损害赔偿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如人意。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根博士曾对安徽省某县级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共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部分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中，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全部赔偿，有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有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完全没有得到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 [1]笔者于2005年对某市法院2003-2004年度审结的307起案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只有63.7％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其中有18％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的赔偿，没有得到赔偿的也占7％。在财产受到损失被害人中，也只有约65%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有约14％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分子手里获得的，没得到赔偿的也约占9％。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
1、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有限。许多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受“赔了不罚、罚了不赔”观念的影响，只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在判决之后，犯罪人及其家属认为已经受了国家的处罚，对被害人就不再负有义务。因此，对损害赔偿的判决拒不执行或不予积极配合，导致损害赔偿很难执行。
2、刑事损害赔偿的赔偿方式单一，犯罪人没有继续赔偿的能力，无法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就不能赔偿。目前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以犯罪人诉讼时的财产为限，以金钱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为其形式，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其他赔偿方式的规定。这样的话，被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很难，因为除非犯罪人在犯罪时非常富有，否则犯罪人一旦被判了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实刑适用率高，管制、缓刑、罚金等的适用率非常低），即意味着进入监狱服刑，这样就丧失了在社会生产中活动的条件，也就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但是，监狱的劳动报酬低微，且一般各地监狱的做法是报酬用于罪犯的日常生活开支，多余部分由监狱管理机关保管，在罪犯出狱时一次性付给罪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以罪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报酬赔偿被害人的规定和法律实践。因此，现行的监狱劳动报酬制度对于刑事损害赔偿来说没有实质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普遍较低，这主要因为：一是犯罪分子年轻化，拥有的个人财产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呈现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中的主体。 [2]二是犯罪分子多数处于社会的较低的阶层，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差。三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得逞以后往往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这在财产犯罪特别是一些贪官的贪污案件中非常明显。
3、我国刑法只规定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只作为量刑时酌定考虑的情节之一，而对于判决以后，在刑罚的执行阶段，犯罪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就不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在判决之前，犯罪人积极赔偿，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旦判决以后，犯罪人认为只是向国家好好履行义务就行了，对被害人是否履行赔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就会怠于赔偿了。
4、公安、检察等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导致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没有及时掌握，使犯罪分子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全面的查清犯罪人的财产，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犯罪人及其家属转移财产。同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出面干预、打招呼，拖延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导致犯罪分子有时间转移财产，逃到国外，这使国家受损失的巨额财产得不到追偿。
5、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的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执行的装备落后，执行没有力度，执行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行机构的职责和权责不分，法院“重审轻执”现象仍很严重。 [3]执行体制中存在很大问题，“审执不分”，执行人员一手操办，滥用权力，效率低下，导致犯罪人的亲属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使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最终还是得不到赔偿。
6、有些恶性犯罪案件，仅靠犯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赔偿。主要表现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如投毒罪、爆炸罪等案件，往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仅仅依靠犯罪人一人或其家属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赔偿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如发生在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发生在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都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对于这样的案件，犯罪人的赔偿显然对被害人来讲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几点具体措施
（一）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中损害赔偿执行的相关规定，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结合起来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一方面来讲减轻甚至消除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从主观上他承认其罪责，愿意为其的犯罪行为负责，从客观上来讲，通过犯罪人的赔偿，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也减轻，行为危害性减弱，这就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不需要再用刑罚来证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比利时犯罪学家普林斯指出：任何提供真诚赔偿的囚犯，无论其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赔偿，也无论赔偿是发生在犯罪后的什么时间，这一情节均应视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产生作用；他同时还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关押阶段结束后，囚犯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这个条件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囚犯基于赔偿的需要而支付给被害人的钱财，基于完成了债务，囚犯的自由就是必须的了。 [4] 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报告中也将犯罪人赔偿看成是减轻判处监禁的一个因素。 [5]美国律师协会和全国犯罪与少年犯罪委员会都支持把赔偿作为缓刑的一个条件。 [6]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学者认为，缓刑和假释应该只适用于已对犯罪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至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补偿的罪犯。 [7]还有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65条（缓刑受刑人之义务）规定：“缓刑之判决得附带宣告回复原状、损害赔偿、公布判决结果等作为损害之补偿。”第168条第1款又将不履行此项义务者作为缓刑撤销的原因。又如《瑞士刑法典》第4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瑞士刑法典》第38条和《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都规定将赔偿损失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 [8]
在国外，法律上或者相关学者已将赔偿损失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等相结合。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也一些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损失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情节之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两个解释的内容都还不是很明确，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而且这些规定还只仅仅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没有突出赔偿损失与刑事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使犯罪分子存在误解，对赔偿以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减免心中无数，从而对赔偿产生消极观望的态度。 [9]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赔偿可以减免刑罚以及作为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的条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惯犯和累犯，也不适用于谋杀、蓄意杀人、抢劫等重大罪犯，它只适用于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以及法定刑较低的罪犯。
综上所述，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以及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解决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国《监狱法》第69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同时，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及用途，但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其都有相关规定，如意大利的监狱法规定，向罪犯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平均不得超过同行业工人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二，在罪犯应得的劳动报酬数额中，有70%属于罪犯所有，另外的30%应当交给救济和扶助受害人基金会。阿根廷的监狱法规定，罪犯全部劳动收入的10％必须用于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给国家或者公民造成的损失，35％用罪犯的家庭生活费用，25%用于罪犯在监狱内自行支配，另外30%作为罪犯的个人财产，由监狱保管。 [10]而我国按比例将罪犯的一部分劳动报酬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国外的按比例赔偿损失值得我们借鉴，用罪犯的部分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既有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罪犯的悔过，可以使罪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痛和造成的损失，对劳动的价值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狱的生产条件的有限，在一些地区罪犯的劳动报酬还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但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罪犯工资比例赔偿试点，然后再逐步完善，使被害人意识到有这样一种获得赔偿的可能，这对于解决“执行难”，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为犯罪人创造条件履行赔偿义务，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
创造性赔偿是指为罪犯创造多种形式的获得赔偿能力的机会，从而支付赔偿损害和发展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而为罪犯改过自尊、复归社会提供宝贵的帮助。在我国，它主要包括将缓刑和假释考验与社区劳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将周末服刑、定期服刑与参加劳动进行赔偿结合起来；将社区服务的判决与赔偿损失的判决结合起来。 [11]通过将社区服刑和赔偿损失联系起来，规定犯罪人在社区服刑期间必须参加劳动，并将劳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损害赔偿。这样既使犯罪人得到了改造，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创造性赔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赔偿形式的多样化，赔偿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金钱，还可以包括犯罪人或其家属为被害人提供劳务、服务等等。
（四）完善法院的执行制度，进行执行体制改革
法院执行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制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立法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责职、程序、责任及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等等；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和实施“审执分立”制度，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作为同等重要的司法职能来看待；三是要协调内部运行机制，解决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脱节问题，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执行的因素，即对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先予执行措施的应当适时采取，避免“执行难”；四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决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以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保证执行公正；五是必须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也就是强制执行应该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必须完善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六是必须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条件，加强强制执行所需的力量配置，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12]
（五）其他方法
如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主要是针对一些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犯罪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赔偿的案件，如爆炸案、投毒案等）。赋予应受赔偿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先行给付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对价值较大的犯罪工具执法机关处理后再给予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保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于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也具有深刻意义，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阐述。
总之，只有真正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问题，才能使犯罪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得到确实保护，才能使其对国家和法律充满信心，继续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才能真正威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⑴ 刘东根著：《刑事损害赔偿研究》[ 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
⑵ 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 M ]，法律出版社，1997年。
⑶ [ 意 ] 加罗法洛著：《犯罪学》[ M ]，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⑷ 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 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⑸ [ 德 ] 汉斯•施奈德著：《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 M ]，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⑹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M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⑺ 力康泰、韩玉胜著：《刑事执行法学原理》[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⑻ 李政、杨惠玲：《从“执行难”透视执行立法程序之不足》[ J ]，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第8期。
⑼ 林榕，《执行难的成因及其相应对策》[ J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已经五届市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三亚市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招标投标市场监督管理，规范招标代理机构行为，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三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区域内从事招标代理活动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代理，是指接受招标人的委托，以招标人的名义，进行工程建设项目代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采购和政府采购及其他服务招标的行为。


　　第四条 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市区域内本行业的代理机构进行行业监督管理。


　　第五条 招标代理活动应当依法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六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为依法成立并取得行政监督部门认定的招标代理资格的中介组织，不得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招标代理机构在其资格许可的业务范围和有效期内承接招标代理业务。


　　第七条 三亚市国有投资项目原则上应从《三亚市招标代理单位名库》中自行确定招标代理机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为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代理机构对其盖章和签字的招标代理文件的合法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八条 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中的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将变更事项报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在合同约定的权限范围内依法从事招标代理活动。招标代理机构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


　　第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的委托，承担下列工作：


　　（一）向市发展改革部门及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提请招标备案申请；



　　（二）拟定招标方案；


　　（三）协助招标人拟定招标公告，并按规定程序发布；


　　（四）协助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包括工程量清单）；


　　（五）协助招标人编制招标控制价（拦标价）并报审；


　　（六）协助招标人组织开标、评标、发出中标通知书；


　　（七）协助招标人签订项目合同；


　　（八）编制和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九）协助招标人办理合同备案；


　　（十）合同约定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 招标代理文件包括招标方案、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含工程量清单）、质疑答复、投标文件、招标控制价（拦标价）、评标报告、中标通知书、招标人与中标人的合同、投诉处理资料、招标人的评价意见、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等。


　　招标方案、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质疑答复、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等招标代理文件必须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招标代理机构法人公章。


　　中标通知书应由招标人签发，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招标代理机构法人公章。


　　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拦标价）等招标文件，必须由具有资质的造价咨询企业或招标代理机构本单位专职注册造价工程师及人员编制、签字并加盖执业专用章。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拦标价）需报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后生效。


　　第十二条 招标代理实行项目负责人制。招标代理机构应当组建能够满足项目需要的项目组，项目组应当由本机构具有相应资质的专职人员组成，并确定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为注册在本机构的人员，需具备招标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熟悉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有权拒绝招标人提出的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修改要求。


　　第十四条 招标代理机构出售招标文件等资料，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不得向投标人或者中标人附加不合理的条件或者收取额外费用。


　　第十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妥善保存招标项目代理全过程资料，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保存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不少于5年。


　　第十六条 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的，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一）代理不具备招标条件项目的；


　　（二）与招标人、投标人或者评标专家串通的；


　　（三）在招标中弄虚作假的；


　　（四）泄露依法不得透露的有关资料、信息的；


　　（五）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承接招标代理业务或者转让招标代理业务的；


　　（六）有行贿、索贿、受贿行为的；


　　（七）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招标代理业务的；



　　（八）编制的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拦标价）严重失实的；


　　（九）在同一项目中同时为招标人、投标人或者不同投标人提供咨询服务的；


　　（十）对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改正的招标文件内容拒不改正的；


　　（十一）与其代理招标项目的投标人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不回避的；


　　（十二）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第十七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对招标代理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条件、经营行为、工作质量等采用定期、不定期检查和抽查的方式进行动态管理。


　　第十八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招标代理机构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许可的，建议资质核发部门撤销其资格许可。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三亚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