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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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

张旭


摘要：物证技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得以发展。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有着渊源的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时期，该阶段是物证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是物证技术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汉朝到唐朝，此为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宋朝，这是物证技术的鼎盛阶段；第五个阶段历经元明清三朝，是物证技术的衰弱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在世界物证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简要探讨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的历史。

一， 萌芽阶段：西周

西周时期是我国物证技术的萌芽时期。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以应用：
《周礼》中便有关于物证的记载：周朝的“司厉”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即杀伤人的凶器；货贿，即所盗财物。在冯文尧1948年编著的《刑事警察科学知识全书》中关于指纹在东方演进史中提到过一件事：英国有一个探险家斯单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发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据，是一个中国人与当时的东土耳其斯坦人签定的。其借据的末一段写着：“对上述双方均认为公正，同意，为证明起见，由双方捺印为凭。”在字据之下捺有两枚指印。同时债务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说明骑卅五岁，女十五岁字样。可见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指纹这种司法物证来代表一个特定的人。此时为公元前782年。〔1〕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其中涉及到相应得物证技术的应用。1〕据《礼记•月令•孟秋之月》中记载：“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据汉人蔡邕对此的解释：“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而“瞻焉、察焉、视焉、审焉，即后世检验之法。”

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用来规范此类买卖、租赁等民事行为，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买卖契约包括 “质”、“剂”，债务契约包括“判书”、“傅别”。债务契约写明债的标的、返还期限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债务契约不仅是官府是否受理债务诉讼的前提条件，也是官府处理债务纠纷、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 “听称责以傅别”。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二， 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秦朝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 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将伤害案件中对被害人的伤势检验，作为正确定罪量刑、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从这些竹简中可以发现，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他们是令史、医生和隶妾。“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3 p.264〕“疠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来诣’。讯丙，辞曰：‘以三风时病？，眉突，不知其何病，无他坐。’。令医丁诊之”。〔3 p.263〕在《出子》篇中，对一起因斗欧引起的流产案件，通过对可以的血块是否胎儿进行鉴定的记载，详细介绍了对胎儿的检验程序和认定方法。“爰书：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 ，丙偾？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变出。令甲裹把子来诣自告。’……丞乙爰书：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 〔3 p.274〕

在尸体检验方面，对“贼杀”（他杀）和“经死”（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实例的记载，描述了损伤性状及凶器的推定等问题。特别是在缢死案件中，通过尸体索沟性状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缢死与死后再缢的区别。其中关于对缢死案件检验方法的记载尤为详细：

诊必先谨审其迹（仔细观察痕迹）。当独抵尸所（停尸现场），即视索终（检查系绳的地方），终所党有通迹（如有系绳的痕迹），乃视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头足去终所及地个几何（头足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遗矢溺不也（有无屎尿流出）。乃解索，视口鼻渭然不也（有无叹气的样子），乃视索迹之状（查看索沟痕迹淤血的情况），道索终所试脱头（试验尸体的头部是否能从系绳处脱出），能脱，乃口其衣（解开衣服），尽视其身、头发中几篡（仔细查看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口死难审也（不能确定是缢死）。〔3 p.268〕

秦朝在现场勘验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诊式》就有关于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其中《穴盗》篇中详细记录了一起挖洞行窃的现场情况，具体地记录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处。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处，长1尺2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4寸；中部花纹稀，长5寸；跟部花纹密，长3寸。履印象是旧履。” 〔4〕 由此推断，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指纹、工具痕迹、足迹以及其他痕迹（如膝部痕迹）已经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寻找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把他作为重要证据之一。

秦朝时期，法医文书也已初具模型。《云梦秦简》中有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蝶背”。〔3 p.276〕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 汉朝

汉朝司法制度中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是“春秋决狱”，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欧伤为?，欧人成创为?）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者，与?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1〕

2、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

学会换位 以民为本
——践行执法为民理念的思想基础
（兰绍江）

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们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矛盾和纠纷增多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个特殊时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对社会主义法治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追求。构建社会和谐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的公正，但法律相比于复杂的调整对象，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以，执法者从构建和谐的高度，理解和践行执法为民的理念，做到以人为本、弥补法律自身的缺陷，实现法律公正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所有执法者提出的更高要求。
党在一切工作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的“执政为民”理念，高度凝练、概括在执法活动中就是“执法为民理念”。执法为民理念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政法工作理论认识的新发展、新概括，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
在执法活动中，要真正做到饯行执法为民理念，必须客观地认识执法权力的本质、执法者的地位，学会用换位思维的方式认识和履行具体的执法行为。

一、 权由民赋——认识权力的渊源和本质

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说法。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说“君权神授”，把执政权力蒙上神秘的色彩，并且集中于国君一人，维持家天下的专横统治。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时期，打出了“天赋人权”的大旗，虽然还没有脱离“天赋”的唯心主义神秘色彩，但却把权“下放”给普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资产阶级却又把执政的权力说成是人民按照所谓的“契约”，“自愿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把它转交给少数资产阶级代表执掌。无论是“神授”还是“天赋”，无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说教，都没有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只有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才真正揭示出执政权力的阶级属性，并且大胆地提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清楚地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个执法者手中掌握的执法权力当然属于人民；它既不是什么“神授”、“天赋”，也不是因“契约”获得，它是人民赋予的，执法者是在替人民行使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决不是空话，而是宪法对中国革命实践进行总结和升华得出的必然结论。
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亿万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蒙受巨大屈辱的历史，劳苦大众得以从死亡线上获得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从西方殖民者列强脚下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有一段深刻的概括：“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同最广大劳苦人民生死与共、血肉相连、鱼水情深。在中国现代史上曾有过国共两党、两个政权的长期较量，特别是二战以后的1946—1949三年多时间里：国民党政权拥有八百万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有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支撑，有飞机、军舰、坦克等优良的美式装备；而共产党红色政权是从乡村泥土中滚爬出来的“土八路”，有的只是破棉袄、干粮袋、“三八大盖”、铁脚板。国民党军队如此强大优势，何以在三年内秋风落叶般一败涂地？民心所向！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专制、腐败的总代表 、“四大家族”的家天下，民心丧失殆尽。共产党没有优良的装备，但有人民的支持，靠千万人民肩挑手推的支援，夺取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历史清楚地写着：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执政代表谁执政？当然要代表最广大的人民，为人民掌权，为人民执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绝不是空话，是历史的选择。
那么，权力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权力就是服务，权力只能是服务。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任何部门、任何工作，都必须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只是在不同的岗位、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民服务。执法也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秩序，需要安全，人民需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人民用制定法律规章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执法者只是运用执行法律的方式服务于人民，维护人民需要的秩序、安全和正当权益。执法权力的本质同执法的目的是一致的，如果脱离了服务的宗旨，把“执法”变成“执罚”，甚至把权力变成特权，执法者成为凌驾于人民头上的“官、吏”，那么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2200年前的秦王朝，曾经“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但是，建功立业之后，自以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隳名城，杀豪杰”，滥施暴政。结果，陈胜“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秦王朝迅即土崩瓦解。后人总结道——“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人民不再支持它！〔注：贾谊《过秦论》〕
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一大国，世界无产阶级向往的圣地，西方反共势力寝食不安的心病。但1991年8月，苏共被迫宣布解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为什么当年领导俄罗斯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抵御了强悍的法西斯侵略、建立了强大社会主义联盟政权的苏共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就是苏共领导集团掌权几十年间，逐渐偏离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宗旨意识淡漠，腐败、特权滋生，严重脱离人民，丧失了民心——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政权，失去了民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根基。
践行“执法为民”的理念，首先要搞清楚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就应当为人民服务。这是执法者执法的根本理念。

二、 己从民出——摆正执法者自己的位置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真正懂得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及其重大意义。因此他们毕生无私地奉献给人民，始终同人民群众鱼水交融。一些年轻的干部缺乏同人民群众共同战斗的感情，不理解“人民意志”的真谛，却在和平年代里、优越的环境中滋长了不少“官气”、“官腔”、“官架”、“官派头”，自以为了不起，以高官厚禄、高高在上为荣，骄横跋扈，颐指气使。如此下去，危险之极！
一个执法者，手中掌握一些执法权力，就是人民的“父母官”吗？天生就比普通百姓高一头吗？
2000多年前，一个普通的农民，在反抗秦王朝暴政、揭竿而起时，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注：《史记·陈涉世家》〕2000多年前的普通农民尚且知道“王侯将相”都不是与生俱来的，2000多年后的今天，竟有执法者狂妄地自以为天生高贵，可以“言出即法”，对百姓颐指气使！这岂不可悲，又岂不怪哉！
敢问每位掌握一定权力的执法者：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就是普通人，穿上制服你是执法者，脱了制服你也是百姓。人民赋予了你执法权，你是执法者；人民不赋予你执法权，你啥也不是。人民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都来自人民、蕴藏于人民，比执法者高明不知多少倍的大有人在。不要以为手中握有一定的执法权，就是“官”，就自以为是，就该以“管人”者自居。想一想，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不都是人民吗？你不也是来自于普通人民吗？你的知识、你的技能、你的智慧、你的本领，哪一项是天生的？那一项不是人民哺育的！不要忘了根本，切不可掌握了一点权力就忘了自己的祖宗，忘了自己的出处，不可得意而忘形！如果你从感情上远离了人民，那就是政治上的陈世美！
真正践行“执法为民”的理念，就要从意识上把自己当作民，从感情上贴近民；解决了思想感情问题，执法的方式与态度自然解决；摆正了同人民的主仆关系，执法为民才能真正变成为理念，成为执法行为的指南。
有人从表象出发，从实用主义出发，把为人民执法、对人民负责仅仅挂在口头，当作装点门面、给人听的。而自己的眼睛始终向上看，把自己的荣辱升迁牢牢地系在个别上级领导的好恶、脸色上，只对上级领导负责，全不关心人民的评价和感情。不可否认，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确存在官场腐败现象，有些干部肆意亵渎民主，口是心非、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甚至卖官鬻爵，导致官场上钻营之风盛行，空话、大话、瞎话连篇，更助长了腐败风气。然而，一个执政的政党怎么可能长期容忍腐败盛行，丧失自己在人民中的诚信与威望？历史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党中央反腐败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决心表明，我们党头脑清醒，绝不会任凭腐败泛滥、动摇根基。一切歪风邪气都是短命的。我们的党风和一切制度都正在沿着以民为本的方向不断完善。执法者的能力、业绩、政治与道德水平的优劣，最终要靠人民评判。每个执法者要尽早把自己的眼睛转向人民群众，脚踏实地为人民做些实事，把自己的根基打牢。

三、 学会“换位思维”——把执法为民落实在具体执法活动中

把执法为民理念落实在具体执法活动中的最简而易行的方法就是学会换位思维。
什么是换位思维？简言之，就是把自己假设成为相对者，设身处地地将思维基点放在对方的位置，变换角色和看问题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重新分析与评价。换位思维是非常有益的思维方式，当人们学会灵活运用它的时候，就可以更深刻地相互理解对方，避免局限思维和相互的僵持而陷入困境，这实际上也是思维的一种开拓。
执法者换位思维有什么好处？一是可以更全面、更客观地分析矛盾的基础、起因、各个具体环节；二是能够弥合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角色鸿沟，易于相互沟通；三是有利于化解矛盾，实现和谐的目标；四是可以逐渐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改善执法形象；五是最终有利于改善政府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执法者如何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学会换位思维？
首先必须纠正以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多数人看问题都习惯从自己的角度、立场出发。在他们看来，自己都有自己的道理，而别人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想象，就会认为别人是错的。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它的形成与发展都不是简单的一、二个影响因素。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正确，不愿意站到对方的立场上来考虑同一个问题，就会无法沟通，形成僵局。如果大家都能换位思考，世界将多一份理解与和谐，减少不少误解与矛盾。执法者更应当客观全面地分析问题，减少执法中的误解与阻力，那就必须先要自己认识到矛盾的多样性、复杂性，不要总是自以为是，而是要跳出“唯我独尊”、“一贯正确”的习惯思维误区，才能变换看问题的角度。
其次，执法者要放下架子，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从情感上体谅人民群众。2007年4月26日，武汉80名交警和60名公交、出租车司机开展一日换岗体验活动，交警当出租车司机或跟着公交车上早班，司机跟着交警上街执勤。这种换岗体验，让交警知道了司机的辛苦，司机也明白了交警的苦衷，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与理解，成为“和谐交通”、“文明交通”、“文明执法”的一道风景线！如果我们的执法者都能够用变换岗位或者其他任何可行的方式，深入人民群众、执法对象中进行切身的体验，并且在日常管理和深入群众过程中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而不单纯依靠“依法处罚”。那么，既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又拉进与群众的距离，执法难度减少。由此，思维的换位也就会变得自然而然，不必刻意追求了。
其三，执法者要学会“用心去聆听”。聆听什么？聆听被执法者的申辩理由，聆听周围群众的反映，聆听基层和周围同志的不同意见。申辩是执法对象的基本权利，也是基本人权之一。社会主义法治要贯彻保障人权的基本观念，就必须认真听取申辩意见。在执法过程中对当事人的人权保障程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聆听需要“用心”，用心就是认真听进去，体味其中的真实与道理，洞察事情的原委，避免作为执法者的职业偏见。
其四，执法过程中要注意控制情绪，把握言辞。人们在顺利的时候，心情舒畅，身体愉悦，情绪容易平和，言辞比较婉转，换位思维也容易做到。但是，在执法活动中，经常会遇到棘手、难缠甚至尴尬的问题，这时容易控制不住情绪，思维产生偏执，影响执法者思维判断能力，乃至出现过激言辞、过激举动，执法就陷于被动，也难免有失公允。所以，执法者平时就应当加强自己的修养锻炼，养成处变不乱、遇事冷静的基本素质。
其五，知错就改。凡事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各自站的角度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观点。作为执法者不能固守自己的思维，认为自己做事就是绝对的正确，别人否定自己就是错误，即使有时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也要找到理由来掩饰自己，这就没有办法相互沟通。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不是去想“我怎样找理由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去思考“对方提出的理由和看法是从哪个角度考虑的，是否有他的正确内核”，“我们的认识是否存在偏差？”这样就不会把事情搞僵，不会再有不和谐的事情发生。
执法者学会了换位思维，养成了尊重执法对象的习惯，就能够缩小与执法对象的角色鸿沟，做到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文明执法，服务热情，为群众理解，做到真正执法为民。
最后还要补充，执法为民最终是为了通过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倡换位思维，旨在通过执法与被执法的互相换位、增加沟通，增强理解，实现文明执法、和谐执法。但是，和谐也并非没有原则，和谐不是“妥协”，强调换位思考，并不是要迁就、放纵和枉法，而是一种在基本法律公正大前提下，主张执法的灵活化、人性化。对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来讲，机械地追求法律公正，尤其是强调刚性地“执法处罚”，未必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执法者需要本着尊重人权、人格，以人为本、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的目标，用换位思维的方式进行沟通和调解，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但对于那些故意蔑视国法、践踏法制、破坏和谐的人和行为则必须依法严惩，做到刚正不阿——不畏权恶而枉法，不徇私情而放纵。这也是人民的愿望。为民除害是执法者执法为民的另一重要方面。

作者：兰绍江 法学硕士 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教授